崇祯气急败坏之下口气一次比一次严厉的圣旨终于起了作用，兵部尚书总督湖广、河南、四川及长江南北诸军丁启睿、保定总督杨文岳及湖广总兵左良玉各部率兵十八万，号称四十万来援开封城，先头部队已经抵近朱仙镇欲解开封之围。
李自成这边闻讯知道是朝廷要动真格的了，自然是一阵鸡飞狗跳，调兵遣将，除留一部农民军继续围攻开封外，主力已经尽数调回，移至朱仙镇西南有利地形备战，因为李岩此次摆明了随闯王出征，随军赞画军机，红娘子未免尴尬自请留下协助围攻开封城。
开封朱仙镇战云密布，一场关系大明朝生死存亡的大战即将拉开大幕，河南战鼓声雷动，号角苍凉，而北京城则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扯皮搞内耗，这次的焦点人物是兵部尚书陈新甲。
陈新甲于崇祯十三年就任兵部尚书后，就力主以重兵集团消灭建虏，结果洪承畴在松锦之战中大败，明军主力十三万人几乎全军覆灭，经此一役明军再也没有力量对辽东满清发动有效的攻势，甚至积极防御的态势都保证不了，只能把有限的兵力用在消极守城上，战略上已经完全呈被动挨打状态，朝廷官员对陈新甲多次催促明军速战速决颇有非议，但他们又何尝不知道陈新甲其实是在替崇祯皇帝背黑锅，明末的官员们说愚蠢腐化是愚蠢腐化，说聪明却又是绝顶的聪明。
这时明朝的财政已经非常困难了，十三万大军劳师糜饷实在不是朝廷可以负担得起的，中原地区以张献忠和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攻势如潮，大明官军两面作战疲于应付，崇祯皇帝原本打算是迅速打败建虏主力，然后腾出手脚来全力镇压农民军。
当然这只是崇祯皇帝一厢情愿的想法，自从萨尔浒之战后，大明跟满清的的军事实力此消彼长间从万历末年起至今已然差距很大，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十三万大军在松锦之战失败纯以军事实力论也有着相当的必然性，好在关宁铁骑仍有相当实力没有受到毁灭性打击，最后依仗着吴三桂镇守山海关，才总算稳住了辽西的关宁防线，京城暂时无忧，算是勉强抵住了建虏对大明朝腹地的趁势进攻。
崇祯皇帝内外交困之际，建虏皇太极居然肯破天荒地派遣使者来与大明议和，朱由检隐藏住内心深处的兴奋，因为他快撑不住了，他和他的大明迫切需要喘口气的时间，因此立刻召陈新甲进宫，指示陈新甲秘密进行这件事，准备瞒住朝廷百官和宫里人，等与满清皇太极方面敲定各自的条件互相妥协后，尘埃落定再把议和之事昭告天下，到那时百官主战派再想阻挠也无用了。崇祯皇帝在把议和一事交给新甲以后，和他手诏往返过几十次，都告诫他不要泄漏出去。
哪知道这个陈新甲倒霉透了，有一天陈新甲所派遣的兵部职方郎马绍愉用秘密文函向陈新甲汇报，陈新甲看后一时放松警惕大意之下就这么随随便便放在茶几上，他的家僮误认为是塘报，就交人抄传下来，建虏提的议和条件是：一，明朝每年馈赠后金岁币，黄金万两，白银一百万两；后金方面则每年馈赠明朝人参一千斤，貂皮一千张算作贡礼；二，两国以宁远和塔山为界，并在边界地区互市。
这下子满朝文武自然是群情激愤了，无不以为议和是奇耻大辱，“堂堂天朝，何至讲款”所有的舆论矛头都对准了陈新甲，大有一棒子把陈新甲置于死地的架势，陈新甲慌了连忙上疏为自己辩白，详陈议和始末，还多处引用圣谕，此疏不上还好，一上本还准备找机会保全他的崇祯更是龙颜大怒，崇祯又羞又恼之下当即下令逮捕陈新甲下狱。
其实只要议和成功，明朝最有战斗力的“关宁铁骑”便可调回关内用于镇压心腹之患农民军了，还可以省下巨额的军费——辽饷，缓解财政困难，可以说这是明朝最后的希望了！可惜陈新甲不知趣的把这一切隐隐指向了皇帝，崇祯皇帝骑虎难下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自己跟建虏议和，因此怨恨之下把私下议和责任全都推在陈新甲身上，这样大明终于只能眼睁睁看着农民军改朝换代了。
陈新甲这才知道大事不好，但已经晚了，崇祯自己都不好意思以“专擅议款”的罪名来杀他，权衡来权衡去也只是找了个“失误军机”的罪名把陈新甲给杀掉了，陈新甲谋事不密，事发后的善后举措也是愚蠢之极，自有取死之道，不过议和的事情也就再也没人敢提了，明朝不得不继续面对两面作战的困境，这时崇祯皇帝也从每次奏折上的军情和催饷条陈中渐渐发现明军在朱仙镇的日子似乎越来越不好过了。
七月督师丁启睿调集保定总督杨文岳、左良玉、虎大威、方国安诸军商议援救开封，官军虽然人数不少，可是内部分歧严重行动迟缓，一直在朱仙镇一带磨磨蹭蹭就是不肯进军开封城，谁都不肯吃亏，李自成则抓住了官军这一迟疑的时机率领大军迅速赶到了朱仙镇战场，取得了先发优势。
农民军抢占了西边的制高处，切断了官军的水源，官军既失地利，又缺饮水，再加上农民军频频袭扰他们，使得官军士气低落，军心浮动，情况变得对官军极为不利，左良玉认为：“贼锋锐，未可击也。”建议持重缓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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