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迪出生在中国东部一个并不大的城市徐州，后来由于父母工作的关系全家搬到了广州。她的父亲是广州一家机械工厂的厂长，母亲是该厂的工程师，另外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兄弟。他们全家六口住在一套三居室的公寓里，以中国的标准来说，谈不上宽敞，但也决不狭窄。至于邓文迪自己，也算得上是一名好学生，成绩一向不错，还是学习排球队的成员。16岁时，她考入广州医学院。应该说，到此为止，邓文迪的经历和大多数的中国城市女孩并没有什么不同。换句话说，你和她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无论是对你还是对她，成功都很遥远，但机会是均等的，就看怎样去把握了。
对邓文迪而言，改变命运的第一个契机出现在1987年。在这一年里，她认识了一对来自加洲的美国夫妇，Jake Cherry和他的太太。Cherry先生当时50岁，正在广州一家中外合资生产冰柜的工厂工作，而42岁的Cherry太太因为丈夫的工作关系，也来到了中国。邓文迪能够认识他们，是因为刚好Cherry太太有这个闲暇，能够帮助她提高英语水平。应该说，当时外国人在中国虽然不像现在这么多，但别忘了这是在广州，中国最早向世界打开窗户的地方，在那里，要想结识个外国人实在也并不是件难事，找个外国人补习英语也是当年汹汹涌涌的出国潮中很多人都有过的经历。可是，尽管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机会，邓文迪却抓住了它并充分地运用了它，使之为自己带来了最大的利益。1988年2月，邓文迪在Cherry夫妇的帮助下获得学生签证，进入一家社区学院，Northridge加州州立大学学习。他们甚至让她和自己五岁大的女儿合用一间卧室和一张帆布床，并且承诺资助她的学习费用，直到她学成为止。
与大多数必须为自己的生活而四处奔波的中国留学生相比，此时邓文迪的状况无疑是好得多了，但要说成功，那还差得远，显然邓文迪也是这么认为的。很快，Cherry太太在丈夫处发现了一大堆邓文迪风情万种的造型照片，而Cherry先生也承认：他已经被这个年轻的女人所吸引。1990年2月，在与太太离婚后不久，Jake Cherry与邓文迪结婚。至此，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个来自广州的年轻女孩邓文迪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她实现了当时很多中国女孩儿梦寐以求的愿望，找到了一个美国丈夫，尽管这个丈夫的年龄已经可以做她的父亲，但毕竟从此她进入了美国社会。
如果是你，是不是就此满足了呢？邓文迪可不是这么想。两年零七个月后，她和Cherry先生的婚姻走到了尽头，这个时间比获得绿卡所要求的时间——即允许她作为外国居民永久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时间——只多七个月。而按照Cherry先生的说法，他和邓文迪共同生活的时间，实际上“最多有四到五个月”。期间，Wendi和Cherry结婚后四个月，Cherry就要赶她走，原因是他发现Wendi外面有人。离婚后邓便赴耶鲁读MBA了。
不管你怎样评价邓文迪，必须要承认的是，她相当聪明。据加州州立大学的Daniel Blake教授回忆，当时邓文迪和另外三名本科生组成一个四人小组，她们经常一起吃一起学习，曾合作过一个大型书面计划，分析财政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而这个小组成为了Northridge校园有史以来通过该校经济系的最佳小组。从加州州立大学毕业后，邓文迪进入了耶鲁大学商学院，在Daniel Blake教授的推荐信中，她被称为是“Super”学生。在此期间，邓文迪还曾在洛杉矶郊外的一家体操学院工作，这所学院是由中国著名的体操王子、三次荣获奥运会金牌的运动员李宁经营，邓文迪在这里负责学院的中国教练与学龄客户父母之间的联络工作。
1996年，邓文迪从耶鲁毕业，准备谋求到香港发展。这时，命运之神再次青睐了这个女孩，邓文迪获得了她一生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机会。在飞往香港的飞机上，邓文迪恰好坐在了默多克新闻集团的董事布鲁斯.丘吉尔(Bruce Churchill)旁边，当时这位先生正准备上路前往香港担任Star TV的副首席执行官。一生中，我们能有多少次这样的机会与这样重要的人士相遇呢？你是不是会因为胆怯，或是没做好准备，而就这样让幸运女神檫肩而过呢？反正，邓文迪不会。尽管缺乏在娱乐业的从业经验，但凭着长青藤学校的商务学位以及精通英语、粤语和普通话的有利条件，飞机还没到香港，她已轻而易举地谋到了卫星电视公司总部实习生的工作。
在Star TV工作期间，邓文迪保持了她一贯的作风，她非常努力地争取每个表现自己的机会，从不打无准备之仗。据当时她的同事形容，邓文迪经常会毫不犹豫地、不声不响地走进高级执行官的办公室，同他们进行讨论并提出大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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