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庚之所以敢这么冒险，自然不仅仅在于他对于多尔衮心理的把握，更在于此时大明对于沈阳的影响力。
事实上在黄台吉查封了四海贸易公司在满清境内的所有资产和办事机构之后，并没有获得满清臣民的支持，反而助长了臣民对于朝廷的不满。
和那些市面上的普通商户不同，四海贸易公司并没有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而是把维持销售渠道、占据市场份额作为了首要的考量。
因为满清的贸易令，四海贸易公司并无直接向普通市民进行零售业务的资格，它的业务主要还是通过和获得了满清授权的商号进行批发贸易。
这些商号虽然是大清臣民的财产，但是在范永斗倒向四海贸易公司之后，那些试图通过垄断对明贸易，然后提高价格赚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商号最终都被排斥了出去。
剩下的这些商号虽然享有着垄断贸易的利益，但是市场的零售定价权却掌握在了四海贸易公司手中，甚至有不少商号还获得了四海贸易公司的大量借款扶持。
这些商号也是在沈阳其他商号关门和拒收大清元时，还在进行着一定限额贸易的商号，因为四海贸易公司不允许他们关门。
但是当多尔衮查封了四海贸易公司在沈阳的办事机构和仓库之后，这些商号便立刻随了大流，把关门的责任推到了朝廷身上。
虽说这些商号每日出售的货物有限，但是起码这些商号还给了沈阳百姓一个希望，现在这些商号也关了门，而其他商号又不开门，这自然使得沈阳百姓开始同情四海贸易公司，而不满于朝廷起来了。
沈阳百姓虽然不敢骂黄台吉，不过亲自主持查封四海贸易公司的多尔衮和正白旗将士，倒是被骂了个狗血喷头。
多尔衮在看到四海贸易公司空旷的库房时，便知道他们想要用公司物资平稳物价的计划算是破产了。
如果明国和大清还是同过去一样，双方老死不相往来，明国严格禁止商人进入大清贸易的状况，多尔衮才不会在乎区区一个商号的影响力，甚至大清的臣民也不会在乎。
毕竟明国商人的走私物资，一般都是供应后金军队的战略物资和满足八旗上层人士的享受，至于中下层百姓想要获得足够的生活物资，要么就参加出征去南方抢夺，要么就忍受着缺乏物资的生活。
但是随着过去十来年中，明国和后金陷入僵持状态之后，明国倒是开放了对于大清的贸易活动。
一开始，多尔衮和其他满洲亲贵都觉得，这是明国被大清给打服了，所以想要效仿给蒙古各部的市赏，给大清一点贸易的甜头，让他们好不再出兵去攻打明国的边境，总而言之这就是贿赂。
但是随着四海贸易公司在大清的做大，像黄台吉、多尔衮这样的英杰便感觉到有所不对。虽然出于历史局限性，他们还不能看到这样的贸易对大清究竟有什么不利之处，但是黄台吉还是断然的接受了范永斗的建议，开办大清自己的银行，并建立贸易公司垄断对明贸易。
不过直到这一次的金融危机爆发，多尔衮才算是真正想明白，四海贸易公司过去数年来究竟做了什么。这间贸易公司正在重新塑造满清臣民的共识。
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创造出这个民族之前，事实上他们就是辽东大地上那些非汗非蒙的少数民族部落。这些少数民族部落的文明程度很低，即便同汉人交往了两百多年之后，他们也依然没有脱离部落文明的一些野蛮习俗。
不过在这两百多年的交往中，辽东的少数民族部落终于隐约领悟到了高级文明社会的生活有多么美好，正是在同汉人和蒙人的接触中，这些部族开始向汉人的社会形态进行转变，并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民族意识。
努尔哈赤之所以能够将这些辽东部族凝结成建州女真，并不仅仅在于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实在是这些辽东部族的人民已经无法忍受自身落后的部族文明，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同蒙古或是汉人一样的先进文明社会。
只不过，这些辽东部族的社会生产力过于低下，难以支撑起一个同蒙古或汉人一样的文明社会。
而努尔哈赤找到了一条解决生产力低下的道路，既然我们自己发展不起来，那就去抢汉人的不就好了么。正是通过对辽东汉人一次又一次的劫掠，奠定了后金建立的物质基础，也让辽东各部族真正成为了一个民族的雏形。
即便建州女真变成了满人，后金变成了大清，努尔哈赤给这些满人脑海中刻下的烙印也没有淡去，想要过上和汉人一样富足的生活，满人就要拿起刀枪去南边抢。
因此对大明开战，对于满人来说，完全是一种政治正确，也是八旗上下的共识。但是四海贸易公司在辽东组织的贸易活动，正打破了这样的共识。
四海贸易公司通过收购木材、大豆、皮毛和各种山货，使得一部分厌恶战争的八旗亲贵找到了反对战争的理由。而从明国传入的土豆、玉米和农具，从朝鲜传入的耐寒水稻和抓捕的大批劳动力，又极大的提高了辽东的农业生产水平。
对于人少地多的满清，和占据了肥沃黑土地的满人来说，沈阳周边的土地还没开发完全，国家的府库就已经满溢了。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极速提高下，经营农庄或是组织人员伐木，都比上战场去抢劫汉人更有回报率，满人之间自然就出现了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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