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瑞从萩城发回的鸽信，经过长崎、济州岛、青岛三地的接力，五日后便抵达了京城。而此时刚收到范.德里恩汇报的普特曼斯，才刚刚命令一位信使乘船从横滨出发，前往北京对中国政府进行抗议。
普特曼斯在送出信使之后，便立刻乘船前往了台湾，准备调用台湾的船只北上日本，保卫佐渡岛的安危。
即便是在这一刻，普特曼斯依然没有感觉到危机，还在认为即便是佐渡岛上双方发生了冲突，中国人也不会把这场冲突扩大到佐渡岛之外的地区，变成双方的全面战争。
普特曼斯之所以有这样的自信，便是在于公司虽然在中国近海占据劣势，但越是远离中国的地方，共和国的力量就越大。一旦中国挑起了这样的全面战争，那么中国的商船就无法在马六甲海峡以外的海域安全行驶了。这样的结局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灾难，因此普特曼斯认为战争不可能一下子就升级到这种程度。
不过对于大阪和江户幕府来说，从佐渡岛传回的明荷冲突消息，却让两边都意识到了一个收回佐渡岛的大好机会。
松平信纲在获得了家光的首肯之后，便迅速赶去了京都和正在朝廷轮值的岛津忠恒进行了秘密的拜访，希望能够同大阪联手夺回佐渡岛，将荷兰人的势力先从日本驱逐出去。
自从日本战败之后，除了赔款及开放港口之外，还不得不将佐渡岛、长崎、神户、横滨四地租借给外国人，并承认了切支丹在日本传教的合法性。
这些外国人中，日本人对于中国人是最感到亲切的，因为中国人在此之前就在日本有着居住和经商的自由，再加上日本深受中华文化之影响，因此中国商人的前来并没有同日本底层民众发生激烈的摩擦。
而且新来的中国商人在那些居住日本的中国商人的协助下，很快就熟悉了日本的风土人情，知道应该怎么在当地开展自己的商业活动。他们交好各藩的领主和上层武士，招募了日本代理人同当地民众去接触，因此在日本的外国人中，中国人不仅风闻甚好，还被一些开明的日本人认为，只有依赖于中国的帮助，日本才能恢复到战前的独立地位。
至于那些来自欧洲的南蛮人，他们不仅不尊重日本的文化，还试图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日本。再加上南蛮人的货物很少是日本人所需求的，他们在商业上的行动也就更为粗暴和简单，加上欧洲人在容貌上的差异，使得日本底层民众发起了自发的抵制行动，甚至于在某些内陆地区还有人公然袭击落单的南蛮人，因此欧洲商人同日本底层民众之间矛盾倒是越来越激烈了。
而对于日本的上层人士，大阪幕府和江户幕府对于一切外国人都非常的痛恨，因为这些外国人夺走了他们在本国的特权和经济利益。
但是在经历了上一次大战之后，特别是中国人还牢牢控制着大阪和神户的状况下，两边的幕府大老们都意识到，一次性挑战所有外国人，只能让他们再次被羞辱。因此双方都有了借助中国的力量发展，然后驱逐其他外国人的想法。
今次明荷在佐渡岛发生的冲突，让双方顿时生起了机会来临的感觉。对于松平信纲的提议，岛津忠恒很快就表示了认可，并按照对方的建议，先派人回大阪将佐渡岛的情报汇报给大阪总督叶雨轩，然后说服这位中国总督下令驱逐荷兰人，从而让日本找到出兵佐渡岛的理由。
大阪幕府行政奉行水野信古接到了岛津忠恒的信件之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去禀告总督叶雨轩，而是先去找了时任经济奉行的吉川幸助。
虽说在大阪幕府建立之后，丰臣千代依照约定离开了日本，由五大老和五奉行治理西日本。但丰臣千代也同时将大阪领地交给了大明代为管理。
出任大阪总督的叶雨轩和其副手李晨芳，凭借着在战争中竖立起来的声望，很快就毫无障碍的接收了大阪领地，并将兵库改成的神户港纳入了治下。
虽然五大老的拥有国政上的决策权力，但实际施政的却是由太阁任命的五奉行。不过明眼人都知道，五奉行的任命显然和明人的关系匪浅，因为被任命的五奉行基本就是当初跟随李晨芳夺取大阪的有功之臣。
而五奉行之外的第一人大阪奉行，又是被李晨芳挽回了名誉的前幕府官吏池田奏太，这位五十出头的前幕府小吏在李晨芳的扶持下成为大阪奉行之后，对于那位一心专注于练兵的副总督可谓是忠诚至极，连江户幕府几次派人前来拉拢也未尝让他改变心意。
在一个被明人牢牢控制的大阪城内，五大老和西日本诸藩联席会议自然也就掀不起什么风浪来了。且五大老之间，萨摩和熊本、小仓两藩对立，长州、冈山取中立。五大老之外诸藩又向明人靠拢，因此太阁幕府内倒是形成了一种难以动弹的平衡。
水野信古接到了岛津忠恒的命令之后，自然知道这事并不是岛津忠恒一纸书信就能决定的。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能力，让他去执行上位者交代的具体事项，他还能做的中规中矩，但是让他作为一个说客去说服总督大人，那就太过勉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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