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女真人打了近十年的仗，大明君臣对于后金的了解，也不过是努尔哈赤、八旗军队等寥寥无几的名词而已。同后金议和之后，不过一年时间的贸易往来，总参谋部和内阁大臣们得到的关于后金的消息比过去十年的总和还多。他们总算知道了，现在后金国内除了一个大汗之外，还有四大贝勒共同议政，十固山贝勒执政的怪异制度。
而对于总参谋部和兵部官员来说，他们终于不用费心的从前线将领的战报中去估算后金的军力了，那些将领报告中，动不动就是击退了长甲兵十余万，短甲兵十余万，都快要把女真人形容为撒豆成兵的妖人了。
根据社会调查局的报告，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以来，八旗名下初有牛录200个，到了今日大约总数已经达到了246个牛录。
牛录原本是从前建州女真出兵打猎时设置的临时首领，当时女真人以每十人为一牛录，推举出一名首领，以指挥这一牛录打仗或是围猎，牛录首领又被称之为箭主。
努尔哈赤吸收了建州女真这一传统习俗，制定了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八旗制度。他不但扩大了牛录的规模，还固定了牛录首领的地位，从而稳定了建州女真的军事化组织。
而牛录也就成为了后金最基本的一个社会单位，屯垦田地，征丁披甲，纳赋服役，都以牛录为计算单位，而八旗制度的实质，便是每300人设一牛录额真，五个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个甲喇设一固山额真。固山就是女真人户口和军事编制的最大单位，汉语即为旗，因此也被称之为八旗制度。
这种严密的社会组织形态，显然要比大明的皇帝-官员-士绅-平民等级制度更容易动员人力和物力资源。在崇祯眼中，如果去掉了八旗制度中的奴隶制和上下级之间的人身附庸关系，那么这已经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度相差无几了。
人口百倍于后金，却屡屡被女真人所击败的明军，其实输得并不冤枉。撇开双方军事统帅的指挥艺术和两军的装备比较，仅仅是军队的组织度上，明军已经差了女真人数条街去了。努尔哈赤可以切实的掌握八旗的每个牛录额真，但是明军的统帅除了自己的家丁和亲信外，是指挥不动非嫡系部队的。
在努尔哈赤设想中，每一牛录设定为300人，出战时按照三丁抽一人或是五丁抽一人的比例，编组成一个牛录的披甲兵，由牛录额真率领。
不过在常年的征战中，因为战损和补充丁口的关系，各牛录人口并没有接近这种完美的状态。而且建州女真毕竟还处于一个奴隶社会的形态，八旗旗主实质上就是八旗的奴隶主，而努尔哈赤就是最大的奴隶主。
既然是奴隶主，自然就做不到把自己劫掠的人口财物交给其他人享用，即便是努尔哈赤自己，对于八旗也是有着远近亲疏的不同态度的。因此努尔哈赤自领的两黄旗自然是兵强马壮，往往能够优先获得人口和财富的分配，其名下牛录规模常常超出300人的标准。
至于关系疏远的两蓝旗和建立时间较晚的两白旗，不仅牛录人口往往不能达标，就连牛录数量也少于各旗。
黄台吉登基之后，虽然很快控制了两白旗，并同原先的两黄旗进行了交换，成为了新的两黄旗。但是实力强横的新两白旗，很快便团结在了多尔衮兄弟身边，以阻止黄台吉继续对这两旗进行削弱。
黄台吉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把牛录的基本人数降到200人，并规定每牛录出兵60人，其中或多或少，务于三人中选一人。他牛录甲虽有余，亦不许补不足。
这条规定显然是针对人丁茂盛的两白旗和正红旗，毕竟后金一向依靠劫掠为生，出兵的多寡，直接影响到战利品的分配。人多口杂的两白旗和正红旗，如果每次出兵都和其他旗获得的战利品一样，那么那些八旗将领们必然会被手下的旗丁们所埋怨。
按照这个情报，黄台吉出动的八旗甲兵不会超过5000人，按照每一甲兵配备两名无甲兵计算，就是15000人。这些无甲兵，大多是女真人携带的奴隶或是子侄，负担出战时的后勤、杂役等工作，也在战后负责向后方运回战利品。
除了这些八旗军将之外，便是黄台吉及以下的女真亲贵身边的亲兵家将，因此女真人此次出征察哈尔部的兵力，不算蒙古附庸部落的兵力，应当在1万5千到2万之间。
按道理说，以这样的兵力攻打察哈尔部是足够了，但是攻打有着长城防线的大明，显然是有所不足的。但是崇祯心里依然还是不能释怀，只要黄台吉的军队一日没有同察哈尔人交战，他总觉得这件事就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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