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吼——！”一个面孔发紫，满脸狰狞的人突然从船舱里扑了出来。
“小心！”
狗头军师大喊了一声，但是为时已晚，那个倒霉的贵族已经被那个人影给扑倒在地。
“啊——！”贵族发出了惨叫声。
“有怪物！”众人大声喊道。
“救命啊！”
一时之间，整个舰船到处都是惊恐的呼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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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春城，如今已经完全进入了封城的状态。
说起范蠡，可能众人只是决定他不过只是一个了不起的商人，和杰出的政治家，但罕有人知道，他其实还是一个军事家。
和他师从老子有关，他常常抱有一种朴素唯物主义战略观，对于整个国家的军事战略问题，范蠡主张“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
“持盈者与天”，指出了万世万物都有其自然的规律，就像日月更替，月圆月缺一样。
他提醒勾践一定要按照规律办事，顺应这种规律去做事，遵守天地间自然的法则，这样才能达到战争的目的。
“定倾者与人”，同样是唯物论的观点，提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人要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同时，积极谋划准备，把“人事”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节事者与地”，则指出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性，也就是所谓的“国本”。
在对吴国的战争中，范蠡很重视本国生产的发展，还对吴国发动了“粮食战”、“经济战”。
“强则戒骄逸，处安有备；弱则暗图强，待机而动；用兵善乘虚蹈隙，出奇制胜。”这种作风，颇有几分诸葛亮的意思，为后世称道并沿用。
在具体的战争实践和战争指挥中，范蠡所运用的谋略十分灵活多变。
他主张“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
在战场上，如果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就必须坚定不动摇，并要行动迅速，速战速决。
如果要后发制人，则要谨慎周密；当敌人靠近的时候，可以主动示弱，引诱敌人，而后出奇制胜。
当敌人距离较远时，则要以强大的气势来震慑敌人，先声夺人。
范蠡还主张在合适的时刻，要尽力促成“主客”的变化，灵活运用“主客”这一对矛盾来赢得战争的胜利。
范蠡提出“随时以行”。所谓“时”，作为军事科学的范畴，是指时机，或曰战机。“随时”，就是依据时机是否有利来决定作战行动，这也叫“守时”。“随时以行，是谓守时”。
范蠡的“随时”，“守时”，实质上包含有两层基本意思：其一是指“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
当有利的时机还没有出现，条件还不具备时，不能勉强出兵作战，这时，应“自若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按师整兵，待其坏败，随而袭之。”
如果时机不成熟而盲目出兵作战，那就会“逆于天而不和于人”，这就叫做“强孛”，“强孛者不祥”。
其二是指“得时无怠，时不再来。”
这是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旦遇到有利的时机，就不能犹豫不决，而应以最快的速度去进攻敌人。他说：“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惟恐弗及”。
因为错过了有利的时机，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得时不成，反之为灾”。
范蠡还提出“因”这一范畴。他说：“因而成之，是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
所谓“因”，就是指根据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来决定作战行动。他说：“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用则阴，先胜则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
善于带兵打仗的人，在作战指导上，先发制人和后发制人原则的不同应用，都是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
实行后发制人的原则时，要取法于阴象，即沉着应付，不动声色；而在先发制人时，就要取法于阳象，即迅猛进攻。
他还说：“彼来从我，固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
这其实是说，如果敌向我进攻，我在不利的情况下，应先固守，待有利时机出现，再作反攻，在对敌人反攻时，必须全面考察敌方是否遭到了自然灾害，以及老百姓的“饥饱劳逸”等情况，以避开敌人的有利条件，然后再实施打击。
从这里可以看出，范蠡和老子在军事思想方面是有所不同的。
老子在讲进退、刚柔、先后时，无条件地强调退、柔、后的一面，而否认进、刚、先这一面。
范蠡则主张应根据战争条件的不同，或进或退，或先或后，这一认识，比较老子而言，是要全面正确得多了。
除此之外，在历史上范蠡还说过：“审备则可战，审备慎守，以待不虞，备设守固，必可应难。”
意思就是，要想战胜别人，首先要经过周密的准备，准备周密和谨慎防守，这样才能应对未知的挑战，准备充分才会在面对危险困难时有备无患。
这表明他充分认识到了战争准备的重要性，在这一主导思想的指导下，他提出了富国强民的国防战备观:：“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行，则万物之情可得而观已。”
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搞好战备物资，然而战备问题牵扯到方方面面，首先要发展生产，越国在范蠡和文种的主持下，颁布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使得国家不仅富裕，而且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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