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豪强这个阶层，张鉊应该是历代开国之主中最宽容的。
别提汉光武，他那是没办法。
早期动了豪强，就是动他自己的根基。
后期再想动的时候，不但豪强已经成了气候，他自己年纪也大了，处于烈士暮年，于是眼睛一睁一闭也就过去了。
张鉊不一样，他要想动这些所谓的豪强，不过是很简单的事情。
且国内也没有值得大动干戈的豪强，那些乡里间的小土豪，只需要一队卫所军甚至几个武侯、捕快都能解决。
但自张周建立以来，张鉊只是在河南、河北做了些限制坞堡，释放百姓的事情，并未触及到豪强们的根基。
原因很简单，从后世来的张鉊，在看问题的着力点上，与此时以及此前的君王，并不一样。
此时以及此前的君王，并不知道后世的发展脉络，不知道危险来自何方，张鉊却是知道的。
在他心中，从来就不认为张周王朝可以千秋万代，也不认为开创一个王朝就是他的历史责任。
因此他虽然心里也很想张周可以永远传续下去，后人代代做人上人，但并不准备为了一家一姓的尊荣而强求。
在为尽量能延长张周国祚努力的时候，张鉊还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要扭转历史上，马上就要到来的保守与文贵武轻的风气。
使国人的目光，不会短浅到只看得见汉地十三省，而是放眼到大漠、雪山、草原、丛林与浩瀚大洋去。
这也是他将国号定为周的最大原因。
这是佛学与华夏文化彻底融合的年代，这是儒学再次复兴的年代，这是千年风气变革的年代，更是古典中国下行的开始。
只有再次像周武王那样掀起夏君夷民的狂潮，才能拯救！
所以，张鉊并不是郡县制的狂热支持者，他是见过两宋、大明狂热爬上郡县制的大潮后，遭遇过怎样的困窘。
国家上行的时候，郡县制帮助中央抓住了全天下的权力，固然利于一家一姓的统治，也有利于长治久安。
但是当国家下行的时候，彻底的郡县制和高度中央集权，带来的就是偌大的煌煌帝国，一旦失去了中央，就如同被掐住脖颈的猫狗。
在张鉊看来，郡县制和高度中央集权，至少需要两样东西，电报和火车。
只有两样东西遍布全国，才能使中央能够对地方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那才是可以全面郡县制的时代。
不然就如同现今，于阗到洛阳，足足有八千里。
所谓的八百里加急都要跑十天，但实际上根本没这效率，一天能跑一百五十到二百里，就是极限了。
也就是说，于阗发生什么必须要中央调兵的大事，消息日夜不停报到中央要四十天，中央作出决策十天并不算慢，随后在派天使去于阗，又是四十天。
一去一来，就是九十天了，三个月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小事已经闹大，大事已经燎原。
这样的地方，你不扶持一堆小号的豪强在当地盘踞，那就准备像大唐一样，养出一个突骑施汗国那样极难掌控的大麻烦吧。
而且跟后世人想象中豪强一定就是要造反不同，豪强大多是不想造反的。
他们想的最多的，其实还是中央承认他们对于地方的掌控，以便在当地称王称霸。
他们是国家集权的威胁，但也是国家充分动员的保障。
而且在准备夏君夷民的张鉊看来，什么样的家族能被他撵出去夏君夷民，同时还能把事情搞成，可不就是这群人吗？
他们不去，难道在家乡勤劳耕种的老百姓去？
那还不得让天南地北的各种蛮夷给撕了吃了，那不是夏君夷民，那是让他们去送死。
比如张贤存去大理，张鉊就准备让李从照家，韩保正家，安叔千家，以及眼前的李遵家族这种大小号的豪强出人出钱跟着去。
到时候在大理每个县放一家，安上宣慰使、巡检使这样的名头去当土司去。
等到他们站稳脚跟，中原的小豪强已经成长起来了，这些土司家的子弟也成长起来了。
朝廷就与他们一起出钱出粮继续往南，用一二百年的时间，打垮中南半岛上所有的土着豪强，建立几十上百个周人土司邦国，这事不就成了嘛。
所以早就有着这些想法的张鉊对于冒出来的土豪，根本就不是用警惕的眼光来看的，而是用看韭菜的眼光来看的。
别的皇帝割百姓的韭菜，我张圣人是专门来割豪强韭菜的。
张鉊估计自己应该还能活个三十岁，那就持续割三十年韭菜吧。
等到割成了习惯，割到夏君夷民的受益也开始见涨，这股风气应该就算建立起来了。
只要有好处，这些大小的豪强割割们，到时候恐怕会抢着出去吧。
至于这个事带来的最大后遗症，也就是张周朝廷对边区地方的掌控力较弱，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列问题。
对于这个弊病，张鉊觉得还是要分怎么看，只要控制草原的向西的六法宗不出大问题，那么中央政权受到的挑战，并不会很大。
至少可以预见的几百年内，海上不会成为摧毁中国传统东方秩序的危险所在。
退一万步说，就算未来会因为张鉊到处封建、半封建搞出来了很多叛乱分子，甚至有人能统合这些势力，反推进入中原灭亡了张周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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