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四十八章叔叔驳侄儿
这事情上，苏油先背了苏辙议《均输法》不便的锅，现在又背了苏轼《议学校贡举状》的锅。
平心而论，苏轼那篇文章，将问题分析得非常透彻，不过没有提出解决办法，因为指出的弊病，直到千年以后都没有谁能解决得了。
苏轼的文章，首先指出得人之道在于知人，而知人之道，在于责实。
如果君主宰相有了知人责实的办法，就连胥吏中都能翻检出人才来，如果没有，只怕是公卿近侍里也全是歪瓜裂枣。
所以不是科举制度的问题，而是知人责实制度的问题。
建学校的事情，庆历年就有过，当时天下以为太平可期，可到如今就剩些空屋子。
如果没有大的更革，继续走庆历年间的老路，那必然还是只能得到庆历年间的结果。
至于说贡举之法，考诗赋还是考策论，没啥区别，治乱盛衰，都不靠这些。
主考有政策，考生就有对策。
只要是设科立名以取士，就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
上边以孝取人，下边胆子大的就割股侍亲，胆子小的就苦守庐墓。
上边以廉取人，那下边大家就全都开破车，骑羸马，穿恶衣，吃菲食。
上边讲绿水青山，下边就能把整座山都给你刷上绿漆你信不信？！
反正只要是能够中上意的，什么花样都能想尽千方百计给你搞出来。
就文章来说，策论有用，诗赋没啥用；
可就治理天下来说，诗赋策论，其实都是没用的东西。
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的，那也是不可胜数，所以罢诗赋也没啥道理。
而到如今，士人们整理出各种题库，谓之策括，将可能的考试题搜抉得一干二净，到了考试的时候，临时剽窃，东拼西凑，搞出一篇看得过去的文章，那是轻而易举。
用这样的策论去欺负考官，考官也只有捏着鼻子打高分。
与其如此，还不如考诗赋，毕竟诗赋要讲究对仗骈偶，难度比人人都能天下文章一大抄的策论要高些。
说到这个苏油就不禁窃笑，他其实就是刷题库的发明者，苏轼这是一点不给自家小幺叔面子啊……
这娃是嫉妒，肯定是嫉妒！
接下来苏轼又分析了大家议论中的一些想法，认为通通不行。
取消糊名制，名声与试卷相结合，这就会恩去王室，权归私门，产生朋党。
取能文者为进士，则进士日夜研究经传子史，贯穿驰骛，知识倒是渊博得很，一旦临政，那些知识却一点都用不上！
宣扬要恢复庆历旧学的，可旧学已经被大家玩成了空名目，最多能培养懂点粗浅道理的人，要培养出真正的人才，那是想多了。
唯一考核人才的办法——施之有政，能否自彰。
文章打动了赵顼：“吾固疑此，今得轼议，释然矣。”
当天就将苏轼找去：“方今政令得失安在？就算是我的过失，你大胆说没关系。”
苏轼也不客气，啪啪啪三大炮：“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赵顼悚然。
然后苏轼这大嘴巴下来就在同僚里边宣扬。
主张被小小一个苏轼给挡了，王安石很气恼，屡次阻止赵顼对苏轼的任命。
赵顼想让苏轼修中书条例，王安石说道：“苏轼与我所学及议论哪哪都不一样，还是让他干别的吧。中书条令交给吉甫合适。”
于是交给苏轼一个繁杂的差遣——“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
而“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
……
吕惠卿对王雱摇头：“苏轼没有城府，不会是我们的对手，不过此子巧舌如簧，易动人心，不可久居圣主之侧。”
王雱继续落了一子巩固中腹：“如此，你我自为之。”
熙宁二年七月，吕惠卿被提拔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集贤校理、判司农寺。
章惇到京，王安石见之大喜，恨得之晚。立刻委任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加集贤殿校理、中书检正。参与制定新法，监修国史，编撰实录。
一个叫曾布开封小官上书言政，说为政的根本有二：曰厉风俗、择人才；其要点有八：曰劝农桑、理财赋、兴学校、审选举、责吏课、叙宗室、修武备、制远人。王安石立刻召来相谈，接着推荐给赵顼。
赵顼召见，授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的职位，不久又授予集贤校理、同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三日之内就接连收到了赵顼的五份任职文书，蹿升为新党第三号人物。
苏油在郑州忙碌之时，还要提起笔来驳斥自己侄儿的观点。
学校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古代学识都掌握在贵族诸侯手里，没有夫子的有教无类，没有他的弟子三千，礼尚不下庶人。
可至大宋今日，乡间岁末，亦有郊社，秀才行文，宿老领礼，这就是文字的教化之功。
识字率，是考量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同时还能够转换成国家消费水平层次的重要指标。
苏轼说的那些问题都存在，介甫公说的建学校也当行，但是两人其目的，太急于利！
世有功，亦有利，功可在千秋，利见于一时。
植树千山，必出秀颖，蓄驹千骑，必有骏良。设臣不得学，如今不过眉山一狡徒耳，如何能得陛下之用？
苏轼因庆历中事否定各地建立学校的可能性，偏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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