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丘到长垣中间的这片土地一马平川，正处于济水与濮水的夹角间，自古以来便是丰原沃土。
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卫国的领地，卫国在濮水边设置了匡邑，又在匡邑东边偏北处二十多里外设置了蒲邑。
匡、蒲二城身为中原肥沃之地，素来为周边各国所觊觎，数百年来，先后在卫国、魏国、秦国之间易手。
不知从什么年代起，或许是为了防备水患，也或者是为了防备兵灾，当地人在匡邑和蒲邑的南边修建了一条长长的垣墙。
当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废封建设郡县，因为此处的垣墙，遂被命名为长垣县。
由于这里除了那历经数百年风风雨雨，已然残破不堪的长垣之外，其他地方都是平坦沃野，颜良想要在这里设伏对付夏侯渊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藏匿兵马，所以他便把主意打到了匡、蒲两个废弃的土城上。
经过多番考察和演算，过于靠近濮水的匡城被排除掉，此处太过靠西，势必会在曹军的行进路线上，在此处埋伏人马很难瞒过曹军的斥候。
而蒲邑废城更靠东北，不用担心会被曹军斥候发现，遂成为了讨逆营大部队伏兵的藏匿之所。
如今经过简单清扫过的蒲邑废城中有两千步卒正在静候休息，而统带这支部队的便是本应该在长垣城中的“讨死军候”昌琦。
而与他一同驻守长垣的隗冉却不在此处，因着骑兵更为机动，完全可以藏在更远一些不靠近道路的地方，倒是不需要和昌琦抢地方。
在颜良的计划中，得先通过他留在平丘的三千多人边打边退，给曹军造成他力战不支的假象。
等到夏侯渊的部队全部投入战场，被他引得越追越深，乃至于被倾覆在道路上的车辆以及散落的钱帛所阻，队伍拉长，队形散漫之时，由隗冉的骑兵绕到后边做出惊扰攻击，趁着敌阵混乱的时机，由昌琦率领的两千生力军正面平推，做那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今的战局正处于第一阶段的末尾，颜良亲自带着两千多人殿后，遭逢了曹军先锋中郎将文稷的全力攻打。
颜良并不与文稷过多接触，由于早就料到夏侯渊会来追击，所以讨逆营的准备十分充分，这些殿后的士卒几乎人人佩弩，用密集的弩箭来防止被追兵抵近纠缠。
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讨逆营的弩手们被均匀地分成了三队，其中有一队人左臂上缠了一条黑巾，另一队人则是右臂缠了一条黑巾，余下的那一队则双臂上都没有。
步阵中的军将们不停用旗语和呼号指挥弩手们进退射击，当喊到“弩左”时，左臂缠黑巾的弩手便对准旗帜指向的方向射出一轮弩箭，然后迅速往后几步，撤到右臂缠黑巾的右队弩手身后给弩机填矢开弩。
当喊到“弩中”、“弩右”时，两队弩手也同样发弩、退后、填矢、开弩，如此依序往复。
这是颜良在这段时间内着重练习的战法，这套编队交替射击的战法当然不是他发明的，而是古已有之。
相传前汉名将李陵以五千步卒力敌十余万匈奴人，能够边走边打而保持不败，便是用的这种战法。
虽然这种战法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弓弩手的持续杀伤力，但在这个年代，这种交替射击的战法却没有大肆发展，原因自然多种多样，颜良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部队建制的变化。
原先在汉武帝抗击匈奴的时期，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士卒的编成训练制度相当完善，且每一支部队的功能都做到了精细化，比如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等等，故而能做到如李陵那样五千人拉出去个个都是优秀的射手。
但在如今这个年代，更多的是军阀之间的混战，士卒缺乏有效的编成训练制度，且每一支部队的构成相当复杂，已经不复单一功能的兵种，更多的是混合型的小股部队集合在一起。
虽然部队的建制仍旧是伍、什、屯、曲，和往日无异，但到了曲这一层面上各个军候已经将麾下的士卒当作自己的私产，而到别部司马、校尉、将军之后，这种情况就愈发严重。
就好比白马之战时的苏游，总共才三千出头的人手，其中有四百多骑兵单独为一曲，其余两千多步卒分为三个曲，每个步兵曲里各有刀盾兵、长矛兵、弓弩手，甚至还有几个游骑探哨。
这种混合型的建制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便是任意拉一个单独的曲出去便是一支微缩的军队雏形，可以立即应付大多数的战斗，但坏处便是在大规模的战斗中因为复杂的指挥和联动问题，无法将每一个兵种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颜良认为，这种从上到下到处都是混合型的建制乃是当今军头林立大环境下的权宜之计，真正想要让部队的战斗力长足发展，还是要以单一兵种部队为主，混合型部队为辅。
于是在攻打白马的时候，颜良就以统一调度的名义把马延、苏游二人手下骑兵的指挥权全部收入自己手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但也仅限于此，马延、苏游二人毕竟是名义下受他辖制，并非真正的部属，若是他敢把手伸得太长，绝对会被袁大将军当作第二个麴义给做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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