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代理人出现意见冲突的情况不算少见。医生们也并不会因此而做出太多的反应——患者家属之间意见冲突，那就等意见统一了再来处理。这样进行医疗行为，医生们的之后所面临的法律风险最低。
不过这种情况也有例外。可以报请医务科进行特殊授权的情况中就有这么一条，“当患者代理人意见冲突，且患者情况危殆时，医生可以报请医务科同意，在未获得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对患者展开治疗。”
不过这个特殊授权条例孙立恩现在却用不上。钱子文小朋友的状态还远没到“危殆”的地步。
获得父亲的授权进行影像科检查，这一条计策的核心关键在于，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第一代理人。而祖父母则是第二代理人。在代理人意见产生冲突的时候，第一代理人的意见应该是最优先的。
孙立恩通过自家老爹要授权，还有一丝“以权压人”的意思在里面。集团老总派了自己的儿子给基层员工的儿子看病，治疗费用还是集团老总出的……这你不得好好配合一下？
果不其然，钱子文的老爹很快就给出了同意检查的许可。并且还在集团法务部的见证下，手写了一张检查同意书。
搞这种不合规矩的盘外招，孙立恩当然会觉得心里有点不对劲。不过，这种小小的不适感很快就让他抛在了自己脑后。CT一定要做，而且扫描的范围还得更大一些才行。
孙立恩光在盘算着怎么“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检查用的实际上都是自家老爹的钱。这大概也就是崽卖爷田心不疼的另一种表现——他这是把孙宏斌当成武田制药在用。
而在得到了许可之后，孙立恩立刻马不停蹄的赶到了病房，并且向钱子文的奶奶出示了同意书。
钱子文的奶奶表情连变，但却没有什么“害怕”的意思。孙立恩从她脸上看到的，有三分无奈，两分悲伤……以及五分的担忧。
“这孩子……命苦啊。”钱子文的奶奶叹了口气，她小心的关上了房间的门，然后站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眼见孙立恩也跟了出来，她才嘟囔了两句“家门不幸”之类的话，随后对孙立恩道，“大夫，我们家里情况比较特殊……这孩子的事儿，你不能和他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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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子文的母亲不是本乡人。她和钱子文的父亲相识于广东的一家电子工厂。那个时候，两个人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岁数。也许是因为都在异乡打工，两人都处于陌生的环境下；也许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而年轻的内心需要安慰。两个人很快就从同事发展成了情侣，然后结了婚。
结婚之后，这对新婚燕尔的夫妇马上就面临着巨大的难题。电子厂招工用工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季节性。春节过年回家之后，第二年要不要再回到工厂，就成了两人第一次争吵的主要题目内容。
电子厂虽然位于城市郊区，但毕竟在大城市里。这里的生活条件不是老家能比的，因此钱子文的母亲坚持要继续回来工作。而钱子文的父亲则有着不同的看法——在电子厂工作一辈子，他们也不过是熟练工而已。如果想要以后有好生活，就必须得出去闯一闯。
这种事情归根结底，根本分不出个对错。而这次争吵进行到一半时，一个不速之客突然打断了争论。
钱子文的母亲怀孕了。
肚子里孕育着的小生命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一切。钱子文的母亲留在四川婆家安胎，而钱子文的父亲则入职了正在快速扩张的中富集团。他的工作是在雪区的一个小县城里负责铺设中富集团的销售和物流服务网络。
这对年轻的夫妻都在为了未来的生活而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着。但……并不是每一份努力都一定能换来好的回报。至少这一次没有。
不知道是因为新婚燕尔的争吵，还是因为孕期缺乏陪伴，又或者是因为生产的时候自己身边并没有家人……总之，钱子文的母亲在生下了他之后，突然陷入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症。她不认为自己能带给孩子幸福的未来，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母亲……她甚至开始坚信，对钱子文来说，最好的结果就是在襁褓期死去。
产后抑郁症的类型多种多样，有些产后抑郁的产妇症状较轻，只是情绪压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之后就能自愈。但有些产妇……比如钱子文的母亲，症状就会非常严重。
表面上，她和其他的母亲一样，会抱着自己的孩子露出幸福的微笑。而在无人的时候，她却处心积虑的在安排着杀死自己亲生儿子的计划。
不知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在她第一次实施计划的时候，婆婆就撞见了这个场面——房间里传出了孩子尖锐的哭喊声，而她正在用顶针向钱子文稚嫩的头颅里压着钢针。
婆婆一把抢下了孩子，并且大声质问着自己的儿媳为什么要作出这等残忍的事情。而钱子文的母亲则异常平静的说出了自己试图杀死孩子的原因——只有死了，他才能幸福。
年轻时做过妇女主任的婆婆，在年轻的时候也见过这样的事情。在农村地区，产后抑郁症并不是什么特别罕见的疾病。她很快就判断出了大体情况，然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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