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没有殖民地、没有扶桑南大洋的土地，想要发展大工业，按照【大工业的首要前提，就是要把全部农村，纳入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的生产】的思路，那就只能是以某种方式，让农村强制性地提供大量的有交换价值的产品。
道理就这么个道理。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各国各地情况不同，便不可能一招鲜吃遍天下。
好比说人家说的道理，是某个植物只能在25度以上的气温存活。北方扣了一堆大盆，结果你在南洋热带也扣一堆大棚，那就纯粹脑子有问题了。
当然，这不是说实学或者说科学，就没用，或者说就是椟，不是珠。
而是说，哪怕后世玩游戏，你学个技能，还得有个熟练度、还得砍木桩把熟练度刷上去。大顺现在手搓个发电机是一点问题没有、基础理论上也知道空气中有氮气理论上可以无限合成肥料，但距离应用和工业化生产，还早呢。
那么在这个期间，大顺的几亿人、尤其是几亿农村的人口，是不是人？可不可以过上百十亩地一群牛、老婆不纺织卖车苞米去买布的日子？
要是大顺没打赢一战、或者刘钰没想办法在阿拉巴契亚山画线，那指定是不可能的。变不出来地，之前已经说了，按照《宅地法》的标准，大顺需要5200万平方公里的耕地，全地球也未必有这么多吧。
问题是大顺打赢了一战、刘钰也在北美埋了毛皮贩子和欧洲垦殖者的矛盾，并用人参贸易让法国毛皮人参贩子当了“龙虎将军”在前线抗住了新教徒农民的西进。
大东进运动，即便刨除掉显学一派的“工业主义”思维，即便只是大顺传统的农民耕作耕者有田的思路，也是得到了普遍认可的。
而工商业发展，或者说工业主义思维，本身就是大顺实学派的底色。
包括说，现在于今来雨轩争论的“通儒社”内激进年轻人的两派，分歧也不在于工业、工商业的未来。
分歧只在于，要不要搞的这么激进，搞均田这种极为暴力的手段。
可不可以柔和一点，继续加大子口钞关，让各州府为中心，延续原本的手工业基础，在大顺形成一种星罗棋布遍地开花的局面？
而两边的争论，本质上，还是在争是“破而后立”；还是“萌芽继续”。
均田派认为，内部城市的工商业，基础是农业的剩余占有，以地租等方式强行扭曲出来的交换价值的粮食，所以上限极低，肯定不行。再怎么萌，也没啥前途。
否定均田派认为，均田之后，农民会选择先填饱肚子，那么岂不是交换价值的粮食会更少？这不但不会造成工商业发展，反而会促会内陆的工商业，因为内地的工商业现在就是靠着地租等农业剩余占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均田派内部的成分，其实挺复杂的。
甚至可以说，既有极端进步派、激进派；也有大顺政治光谱里的反动派、复古派。
而反均田派内部的成分，更复杂。
这和大顺本身的情况有关。
既有传统的、苏子由批王安石的“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的这套“不可伤富”的思潮。
也有更传统的，韩非子说的【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善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善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堕也。侈而堕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堕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这一套“你穷是因为你懒，人家怎么就富，你怎么就穷，救济贫民岂不是叫人都懒惰”的不分析当时情况、制度、人均耕地等等问题下的刻舟求剑思维。
还有就是儒家那一套“再封建”的各地、各省、州府自行发展，靠省级关税和再封建思潮下的各省推举贤人自治的反动思路——这个反动，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先祖父好容易搞出来了大一统、搞出来了国内统一市场的雏形，居然想要分开，这就算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的思路，也是反动透顶的。
以及就是从明末泰州学派、再到颜李这边通儒思想，一脉相承的乡建、乡贤思路。
搞乡约、搞君子治理、搞学校、以学校为乡村的政治中心来建设乡村的那一套东西。当然，泰州学派后期有明显的宗教化倾向，此时大顺这边支持乡建学校乡约这一套的并没有宗教化倾向而已。
至于说对于科举改革这件事本身，两派并无分歧。因为他们虽然叫“通儒社”，但实际上这纯粹是个挑衅的名称，取得就是“杂学不为通儒”这种狗肉上宴席、野味做牺牲的反讽。
包括说，对于科举制改革、以及整体上的“考试制度选拔人才”的方式，两派都认可。
只不过，此时均田派的愤怒，源于均田派认为，大顺改革的最后机会失去了。
即以通过变法、改良等办法，而完成均田、或者说农业盈余强制储蓄强制工业债券和移民债券等来完成迁民的可能性，没了。
他们并不反对科举改革，反对的是这个时间点搞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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