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为了稳定军心，崇祯皇帝便从前几日筹集来的两百多万两银子里，取出三十多万两，又是赏赐、又是设宴，算是犒劳城内外作战的兵士，用以体现浩荡皇恩。
可这么多时候受赏的官员里，已是少了本应该是主角的蓟辽督师——袁崇焕。
对将士而言，吃喝拿钱就是吃喝拿钱，而对皇帝来说，这却是他万几宸函的一部分。而待崇祯皇帝完成了这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之后，紧接着又开始了另一项工作——开会。
开会议论的自然是军务了。
崇祯皇帝为舍去进宫入宫的麻烦，便就选在广渠门门楼之上，除孙承宗、韩旷、钱龙锡、周延儒、温体仁等几位内阁学士之外，还召集了领军作战的满桂、侯世禄、尤世威、卢象升等几位领军武将，而姬庆文虽然位卑职小，却也被皇帝特旨安排参会。
对在广渠门门楼之上开会，姬庆文是颇有些顾虑的——昨日崇祯皇帝刚刚拿下袁崇焕，城外便传出了袁崇焕已被斩首的谣言，可见广渠门人多嘴杂，不是一个商议机密事务的好地方。
然而既是皇帝的主意，姬庆文虽然心中不安，却也没法更改或是阻止。
因有前一日袁崇焕被皇帝缉拿的事情发生，因此广渠门上的会议开得异常沉闷，众人都不敢发表意见，只听老督师孙承宗一人部署。
按照孙承宗的看法，十一月二十日京师一战之中：广渠门一战我胜敌败、德胜门一战我败敌胜，两相抵消，双方是实力变化不大。
因此皇太极因兵力绝对数量减少，导致其更加不可能攻破京师城墙，京师实际上已经解除了危险。即便如此，皇太极在关内一天，那对京师的威胁就存在一天，依旧不能掉以轻心。
所以，孙承宗拿出的办法，是京师上下依旧戒备如常，只有且静观敌军动向——若是皇太极胆敢贸然攻击京师，那就以所剩下的全部机动力量全力攻打；若是他准备出关，那就在后方尾追，尽量造成和扩大其兵力损失。
孙政宗这样的部署，崇祯皇帝其实是不满意的。
要知道，皇太极入侵到了天子脚下，已经是朝廷的奇耻大辱了，现在非但不能将他们赶出关去，反而只能静候其自行离开，这样实在是太过保守、太伤面子了。
然而现在崇祯皇帝即便能拿出什么主动出击之类积极的决策，也没有人可以替他领军实施——因为无论从人望、年龄、经验、统御能力来看，最适合统领全军作战的袁崇焕，已被关在锦衣卫的诏狱之中。
与此同时，皇太极那里也正在召开会议。
经过德胜门、广渠门的两场血战，满洲八旗虽然元气未伤，然而损失也同样不小，特别是同袁崇焕辽东铁骑交锋的的满洲左翼四旗，伤亡超过四成，战斗力已是大大降低。
面对这样的情况，以皇太极的精明，也知道自己是绝不可能攻下京师的，那摆在自己眼前的就只有两条路——第一，乘着明军还没有有效应对措施之前，就下令全军携带此次进关后抢夺的财物，退出关去；第二，先伺机攻打一下明军，将其重创一番之后，再退出关外。
这两条路其实是一条路，无非是走法上有些差异而已。
于是皇太极又征集了一下意见：以范文程为首的汉人主张应当见好就收，尽量保存实力，可以立即返回辽东；而莽古尔泰、阿济格、豪格等人，因在同袁崇焕交手时候吃了大亏，因此主张再同明军打上一打，然后再行撤退。
这回，皇太极采纳了满人的意见——毕竟听京师里传来的可靠消息，对他威胁最大的将领袁崇焕已被崇祯皇帝革职拿问，而战斗力最强的辽东铁骑也因此军心不稳，以至于闹出了祖大寿擅离职守的闹剧。
因此，在休整了整整五天之后，崇祯二年（也就是天聪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再次集合大军，开始攻击京师守军。
这次，因满洲八旗各有损失，因此皇太极未将八旗兵力分隔开来，而是由自己统一提调，选取八旗之中没有受伤的精锐主力一万余人直扑京师——而其攻击的目标也十分直接，就是驻扎着辽东铁骑的广渠门。
皇太极很明确，就是想要乘主帅袁崇焕不在辽东军中的大好时机，全歼（或者至少是重创）这支同自己纠缠了十余年的大明王朝最精锐的机动部队。
广渠门外，没了袁崇焕的统一提点，谁也无法压服全军主力，只能将辽东铁骑分成三部——一部由祖大寿统帅，一部由何可纲统领，另一部则被暂时划拨给满桂指挥。
这三人之中，祖大寿和何可纲长期共事，还算有些默契，可他们两人却都对满桂颇为不满，恨他在崇祯皇帝面前告袁崇焕的状。
这几个人，都是老督师孙承宗带出来的，他自然知道其中的利弊，然而这也是眼下唯一可行的法子了。
因此，这三人谁都不愿为他人作嫁衣裳，各自为阵安营扎寨，就连探哨都懒得派自己人担任，以至于锦衣卫的探子传来战报，说皇太极全军来攻时候，满洲八旗的兵锋已在不过五里之外了。
满桂、祖大寿、何可纲三人貌合神离地所谓“商议”了一番之后，便仿效几日之前袁崇焕的方法，排列了一个“品”字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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