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热闹闹过完一个新年以后，织造衙门便重新开始工作。
因从今年、也就是崇祯二年起，苏州织造衙门辖下的所有织工，按照姬庆文的安排，全天都在织造衙门的织坊里做工，再加上宋应星、汤若望对织机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改造，因此织造衙门织坊的效率大大提升。
原来每年生产将近两千匹绸缎的产量，一下提高了一倍多，达到四千匹之多。
因此，李岩和姬庆文算了一笔账——这四千匹绸缎，卖出去便能得白银二百四十万两，刨去成本可以净赚二百万两银子，相当于每个月都有十六万两银子的进项。
而每年，织造衙门织工的工资在十二万两银子上下；两百名乡勇团练的开销在四万两银子左右；再加上织造衙门福利坊的运营费用也不过是几千两银子——还不到他收入的一个零头。
这样一来，除去进贡给皇帝的银子，姬庆文手里每年都能赚上将近两百万两银子，只要像这样多积累个三四年的时间，别说是富甲一方了，姬庆文眼看就能成为一个富可敌国的有钱人！
姬庆文这里一切顺风顺水、风平浪静，朝廷里却是纷争不断。
首先是崇祯二年新年过后，崇祯皇帝见阉党大势已去、朝廷政治渐趋稳定，便下旨朝中清算阉党余孽。却不料此时阉党余威犹在，虽然是皇帝亲自下旨，清算事宜办依旧办理得十分拖沓。
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机关以“东林六君子”案为重点开展调查审讯工作，前前后后搞了十几天，只以死刑一人、监禁二人、免职人——而这被判处死刑的还是已经死了的崔呈秀——的结果，上报给崇祯皇帝。
以崇祯皇帝的急躁的脾气，这样的结果岂能在他面前过关？
于是崇祯下旨，将涉及“东林六君子”案件的十个首恶之人，全部判处死刑，就连其中的兵部尚书田吉、工部尚书吴淳夫、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指挥使许显纯这样的高官也是毫不留情。
之前办理案件的刑部尚书苏茂相、左都御史曹思诚等人，全部以附逆阉党的罪名罢官免职，改由大学士韩旷、钱龙锡主持重新清算阉党。
有了前任主审官的前车之鉴，韩旷、钱龙锡当然不敢怠慢，不多久之后，就拿出了一个五十多人的名单交到崇祯皇帝的龙案之上。
没想到崇祯竟还不满意，将名单发回重审，要求除恶务尽，并钦点了几个必须严加惩处的阉党的名字。
韩旷、钱龙锡一个吃过阉党的亏，一个本来就是铁杆的东林党人，同阉党有不共戴天之仇，这下有了皇帝的首肯，自然是绝对不会再手下留情，一下子又拿出了一份两百六十一人的名单，并别出心裁地将这些人分成了八等——其中前三等一共二十七人全部处死，其余人等也都罢官免职、发配充军、监禁流放……
如此这般，朝廷里的阉党势力被一扫而空，东林党一家独大。
面对这样的局面，这样崇祯皇帝又不满意了。
因此，轮到推举内阁首辅时候，原本呼声最高的钱谦益，忽然被曝出同阉党和奸商勾结的丑闻，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就连他本人都直接上书皇帝，说自己品德、才学不足，不能胜任首辅的重任。
于是崇祯皇帝顺水推舟，启用了虽是东林党人，却并非江浙籍贯，又在清算阉党过程中立下大功的韩旷为首辅大臣，算是将朝政暂时稳定了下来。
辽东方面，袁崇焕因有崇祯皇帝的绝对信任，又接受了关内几十万两银子的补充，出关之后便开始大张旗鼓地工作起来。
他多管齐下，将训练新兵、整编老军、修建堡垒、组织军屯等好几件事情同时进行，一时将本来已在皇太极手下渐渐稳定的辽东又闹了个沸反盈天，虽然暂时不过以鲸吞蚕食土地、人口为主，却依旧隐隐有锐意进取、直捣盛京（沈阳）之势。
姬庆文这边，他辖下的织造衙门生产极为顺利，绸缎的产量、质量都得到了很大提升，崇祯二年开年才两个月，他就通过郑芝龙出售了五百匹御用彩织锦缎，一下子又赚了三十万两银子。
有了这三十万两银子，姬庆文便以每门火炮及配套的火药、炮弹总共一万两的价格，付清了之前“抢”来的四门火炮的钱，又以每支一百两的价格，购买了两百支火枪。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火枪都是欧洲新发明的燧发枪，又经过宋应星和汤若望的改造，在燧石上方加装了遮雨盖，彻底解决了火绳枪在雨天无法击发的弊端，充分保证了姬庆文手下乡勇团练作战时的远程火力。
他这些举动，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却事事都在老师孙承宗的掌握之内。
之前姬庆文从郑芝龙那边得了火炮之后，孙承宗便来信，要他将火炮画成图样，送到京城里来。而这回购买的火枪刚刚到手，还没有焐热，孙承宗便又写信过来，让姬庆文立即解送十支火枪到兵部武库司加以仿造。
姬庆文的一举一动之所以会被孙承宗掌握得了如指掌，他不用想也知道其中的原因，不就是因为他身边被安插了李元胤这个大特务吗？
于是姬庆文专门找了个机会，一对一同李元胤面谈，只听他说道：“李指挥啊，你看你到我这里，明面上是帮着我整顿军队，暗地里却是来监视我的。这一点我是心知肚明。可是你看，我到任苏州织造快一年了，什么时候做过违法乱纪的事情？就是做了，也是为了替皇上办差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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