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武院的《伐蜀攻略》虽说只是初稿，但基本对两川进行了完整剖析，提出的伐蜀策略可行性也是极高，虽则如此，这份评估却也没有太多需要说叨的地方，毕竟是一份纯粹的军事报告。
这份报告在修改、完善之后，自然会被送上李嗣源案头，若是两川形势恶化，大唐与孟知祥不得不开战，这也将成为大唐日后伐蜀行动的重要依据。
对待孟知祥，之前李从璟与李嗣源就已定下策略，也施展了众多措施。然则孟知祥认准了现今大唐无法对其进行攻伐，因而其狼子野心已愈发不可遏制，对待朝廷诏令从来都是阴奉阳违、敷衍了事。这就使得大唐明面上拿他仍然没辙--就连减赋的诏令，孟知祥也未施行。
说来孟知祥也是一时人物，身边以不乏辅佐之人，自然不会如此好对付。
前些时候，朝廷派遣李严去到蜀地催响，意欲运回蜀地府库的钱粮，李严到了蜀地之后，孟知祥不仅不奉命，反而给他安上一些罪名，将其扣押。
如此行径，已然跟造反无异，就差正式跟朝廷撕破脸皮了。
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朝廷眼下限制孟知祥的策略，是在东川节度使身上做文章。原本，东川节度使为董璋--后与孟知祥一同举事。然如今董璋早已身死道消，眼下的东川节度使，乃是庄宗任命的李绍斌。
朝廷因是下令，将李绍斌移镇横海，另用大同节度使秦仕得出镇东川。
比之两川，眼下朝廷对藩镇的焦点，还是集中在荆南，因为荆南形势变化得更快些。
高季兴索要夔、忠、万等州，依照李琪所献对待荆南应该“缓图急击”之策，李嗣源便答应了高季兴所请。原本此事就此罢了，高季兴得到好处，总该消停一段时日。
谁知这高季兴上表之后，不等朝廷下诏，即自行发兵占据夔州。更为过分的是，他竟然拒绝朝廷使臣入境！
如此作为，顿时让朝廷脸面无处安放，是可忍孰不可忍，若是任之由之，往后天下藩镇还有谁将朝廷放在眼里？
李嗣源大怒，欲兴兵攻伐，甚至连将帅都已选好，要以襄州节度使刘训为招讨使，攻打荆南。
若果真如此，则荆南必定如历史原迹，最终投向吴国。
时值李从璟东行滑、濮，在接到李嗣源递来的消息之后，连忙上书，请李嗣源不得妄动刀兵，并且献上应对之策：夔州既已许给高季兴，如今他夺了，给他便是。然则为惩罚其鲁莽行径，忠、万两州，不再相予。
随李从璟上书一道送回洛阳的，还有李从璟攻下濮州，尽屠银枪效节军与其家属数万人的军报。
高季兴原本还想要忠、万两州，甚至是归、峡等州，得知李守敬作乱，而百战军三日克城，银枪效节数万人被诛尽的消息后，大为惊骇，随即上表谢罪，表示愿服从朝廷安排，只字不再提忠、万等州。
由此，两者相安，李嗣源也就罢了让刘训去攻打荆南的念头。
只要高季兴还给朝廷留脸面，不让朝廷太难做，朝廷就能让他再多舒服一阵子，日后南定荆南，也不会让高季兴太难看。
然而可恶之处在于，高季兴此人，不仅贪得无厌，而且实是恬不知耻、反复无常之辈，开春之后，闻听朝廷推行新政，知道朝廷眼下重心在新政上，有意谋求举国稳定、繁荣，竟然趁此时机再次上书，索要忠、万两州！
在这种背景下，《定荆南》之策应运而出。
《定荆南》此策并非出自军情处、参谋处或者演武院之手，而是桑维翰提交上来的进言。
桑维翰在《定荆南》中的见解，可谓入木三分。他言道，“高季兴之所以觊觎夔、忠、归、万、峡等州，一是贪利之心，二是不安之心，因贪利，故而所求甚多，因不安，故而求众自保，而之所以起此二心，一是因其蔑视朝廷，二是因其畏惧朝廷。”
桑维翰又言道，“有此心，尚不足以成今日之象，使其有所行动者，在内外之惑。内惑，源自司空梁震，外惑，源自江南杨吴。司空梁震，素为高季兴所倚重，而自恃才智卓绝，加之其人心无朝廷，故而甚不安分，每每意欲搅动风云。江南杨吴，素来觊觎荆州，欲化为己有，以固江防而拒王师，故而多有许利之言、蛊惑之词。”
桑维翰提及梁震时，对其有所评价，这个评价李从璟是认可的。对梁震此人，李从璟也知晓一些他的轶事。
前梁据有中原时，荆南向梁称臣，庄宗入主中原后，高季兴非常害怕，为避讳庄宗祖父李国昌之名，改名高季兴--他原本叫高季昌，并且要亲自入朝拜见庄宗。当时梁震就曾劝说高季兴不要去。
梁震对高季兴说：“大王本梁朝，与今上世称仇敌，血战二十年，卒为今上所灭，神器大宝虽归其手，恐余怒未息，观其旧将，得无加害之心，宜深虑焉。”劝高季兴固守自保，不要自投虎口，高季兴不听。
而后高季兴入朝拜见庄宗，归途中差些被庄宗派人杀掉，回到荆南后便对梁震感激涕零。
梁震就对高季兴道：“唐主身经百战，如今方得河南，便居功自傲，得意忘形，如何长久？”高季兴觉得梁震说得很对，随即修城积粮，招纳梁朝散兵，日夜操练，以加强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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