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预备会议达成的协议，中日两国先进行政治、军事分组谈判。陈济棠，自然进入了中日政治谈判组，担任一般谈判成员。从对陈济棠的安排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心胸也未必有想像的那么宽广。
不过，武爱华对此并不担心，无论政治谈判的结果如何，在武爱华看来，都只能解决眼前中日政治关系中的热点与难点，而中日关系要实现根本性正常化，必须对自1894年以来的日本侵华政策及其后果进行彻底的清算。
显然，现在不是进行彻底清算的时候。站在国防军立场，武爱华目前不太想进行清算；站在国民政府蒋委员长的立场，蒋氏目前没有能力清算，如果日本放弃吞并中国的政策，蒋氏在中国的地位，还有赖于日本的支持呢；站在日本立场，日本肯定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要让日本退回1894年以前的利益边界，日本肯定会找中国拼命！
拼命可以，但不是现在。中日拼命，只会便宜列强。对此，国防军内部已经形成共识。
军事谈判组。中国方面的代表为武爱华、张学良、傅林，日本方面的代表为石原莞尔、山下奉文，以及日本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吉村正光。此外，双方还各派了2名工作人员，中方两名工作人员为谷正伦、王莹，日方的两名工作人员为大使馆普通工作人员。
从双方人员的级别与地位看，中国方面对谈判非常重视，规格相当高。
武爱华因为在军方的地位也只是“二级上将”，因此，他并没有要求日方派出对等代表与工作人员。
根据预备会议确定的“先易后难，先急后缓”的原则，军事谈判组率先谈判的问题是日本战俘的处理。因为战俘中，日军有约30万士兵被中国军队俘虏，而中方则有约10万士兵被日军俘虏（国防军只有数百人，主要是国军在山东、徐州战场的俘虏），因此，由中方提出俘虏处理的初步意见。
中方的意见有：第一，双方对等遣返俘虏，即一个日军大佐对应一个中国上校，一名日军士兵对应一名中国士兵；第二，中国军队手中剩余的日军俘虏，日军应该给予赎买，即给予一定的赎金。第三，双方被遣返的俘虏不得再次踏入对方国土进行作战行动，否则，将无条件地击毙！
赎金标准为每名士兵100华夏元，军曹200华夏元，少尉400华夏元，中尉800华夏元，大尉1600华夏元，少佐3200华夏元，中佐6400华夏元，大佐12800华夏元，少将5万华夏元，中将10万华夏元。
应该说，与早年独立纵队给国军俘虏的报价相比，这个价格已经大大降低了。
日本方面自然不会束手就擒，他们开始一条一条地辩论。
日本驻华武官吉村正光中将提出反对意见，两国交战，无论胜利或失败，俘虏都是一个整体，绝没有论个数谈论的，这个，在历史上没有先例，也是对交战国的不尊重。
山下奉文中将也说道，将俘虏进行定价，是不人道的做法，日本方面完全反对。
中方副代表张学良，事先是知道由国防军提出的俘虏处理意见的，但是，他本人从习惯上就不太赞同，其不赞同的理由与山下奉文如出一辙，此外，张学良还觉得，这些俘虏即便能卖钱，也卖不了几个钱，对从根本上解决中日关系并无脾益。
因此，张学良见日本方面提出反对意见后，便闭口不言。
“尼玛的，不会是来占位置的吧。”傅林因受武爱华和国防军的影响甚深，对张学良这个不抵抗将军素无好感，心头腹诽了一句之后，不得不站出来一一驳斥道：
“我不赞同日本方面的意见。先说历史上是否有先例的问题，所谓先例，都是由人开辟的。譬如，历史上日军也未有过如此大规模地侵略中国，这就是你们日本人创造出来的先例；再说赎俘的先例，我想日本代表对历史并不熟悉，交换战俘，给予一定的赎金，欧洲国家早就有个这方面的例子，中国也有这方面的例子，而你们日本，同样也有这方面的例子，怎么能说没有先例呢？再说是否人道的问题。给战俘标上一个价格，表面上看是对俘虏人格的不尊重，然而事实上却是对俘虏人格的真正重视。
首先，我们要把俘虏看成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他们享有自由的权利，可是，他们却被政府绑架进入了战场，并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战败，发动战争的政府理应支付一定成本将他们赎回去，以还给他们自由。同时也让挑起战争的国家和政府明白，战争并不只有收益，战争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想，这正是人格与人道的真谛！尊重人，尊重人的人格与人权，就不要轻易发动侵略战争！”
“我反对！”吉村正光立即跳了起来，“中国代表的意见有可能将谈判引入歧途，因为，我们此时对战争性质并未作出结论！”
“这场战争的性质，虽然还未讨论，但是非自有公论，日本能够单方面把它说成是正义的战争吗？”傅林也立即反驳道。
“如果，日本政府不愿意支付赎金，中方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即由日本战俘在中国从事劳务，由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支付赎金！毕竟，这些士兵与军官也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武爱华语气平静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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