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的表现虽然不怎么样，但咱们也不能看不到他们的优点！”
在乡勇队内部的高级将领学习班上，吴可如是发言：“起码人家拿得起放得下，没有太过顾忌面子问题……”
面对左宗棠的‘大放厥词’，李鸿章也有自己的表示。
其写信给沈葆桢，批评常以诸葛亮自比的左宗棠说：“诸葛公提偏师从诸将后，到处寻贼，吾谓非计”，“其免于九节度之溃者几希”。
事实上，当时李、左等人的战略都失之偏颇。李鸿章看来“稳慎”，而实则陷于消极被动；左宗棠主观上积极主动，但实际上却不免鲁莽操切，这同样是对捻军胸无良策的表现。
而正当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不意天公帮了他们大忙，形势顿现转机。5月上旬漳、卫上游山洪暴发，运河水位陡涨至一丈五六尺。这使清军在运河防线北段有了水险可恃，并且通过沧州以南的捷地坝将运河水灌入减河，从而增加了自捷地坝至海滨牧猪港全长百余里的北面一条水上防线。
接着5月中旬“黄水陡涨数尺”，这既使清军黄河防线得到加强，又使清军得以在张秋开坝引黄入运，使原来自张秋至临清二百余里干涸可涉的河段，大水漫灌，“炮船鼓棹如飞，直逼德、景”。
此后，“黄水复暴涨，自运河以洎马颊诸河，无不盈堤拍岸，横溢四出，流潦纵横，于是运河一线，遂为金城巨防”。这样就形成了南以黄河、西以运河、北以减河为凭藉的包围圈，使捻军受到致命的威胁。
这种条件也为李、左二人战略主张，趋于统一提供了物质前提。自从5月上旬运水陡涨以后，左宗棠看到“圈制”有了地利保障，就转而表示赞同，他致函李鸿章解释说：“圈制一策，实制捻良图，惟从前减河未注水时，地段太长，需时又久，弟不能无疑。见（现）在捷地闸开，工程既省，自兴济以南东岸居民均移西岸，正可用民力筑堤自保，而以官军协守，腾出各军剿贼”。
左宗棠在同意“圈制”的同时，仍然主张腾出一定的兵力用于“追剿”。李鸿章也凭藉地利条件，压缩河防兵力而用之于“追剿”。这样，李、左二人的意见便趋于一致。
李鸿章在写给官文的信中说：关于“圈制”之策，今“季帅俯查众议，似亦首肯”。5月21日李、左在德州桑园会见，“晤商甚为投契”。
李、左意见的统一，对于直东战场指挥权的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在直东战场的清军中，以李、左所部为两大主力，其他大员实际掌握的兵力都瞠乎其后。李、左二人意见的统一、行动的配合，也就决定了战略大势，其他大员只得附而从之。
象官文、丁宝桢、英翰等人都明确表示赞同李鸿章的战略部署。唯有奕譞“力辟长围之说”，但朝廷却不以为然，上谕明确肯定李、左的意见，令其“酌度筹办”。
由于实施了“划河圈地”、“且防且剿”战略，使清军在直东战场取得战略主动。捻军试图突破清军河防不果，而在包围圈内又无法摆脱清军围追堵截，只好被动地奔突，最后进入山东北部。
李鸿章不失时机地“缩地围扎”，在马颊河与徒骇河布防，把捻军压迫在其间的高唐、商河、惠民一带的狭长地带，并配合地方官府“查圩”，致使捻军陷入绝境。
8月张宗禹率部突围，南下到达山东茌平境内，不料徒骇河水陡涨，猝遇清军阻击全军覆没，张宗禹不知去向。朝廷论剿捻功，李鸿章赫然居首，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荣升协办大学士。
曾国藩闻讯，颇感自豪和欣慰，特地致函李鸿章，表示热烈祝贺，并大肆吹捧李鸿章的所谓忍性和德力，说“自去秋以来，波澜迭起，疑谤不摇，宠辱不惊，卒能艰难百拆，了此一段奇功，固自可喜，德力尤为可敬！”
然而，左宗棠的反应却有所不同。左宗棠本以剿捻之功，赏加太子太保衔，并交部照一等军功议处。但他忌恨李鸿章，“不以淮军歼贼为然，多方搜剔”，既为从陕西进援京畿的部将刘松山争功，“伸秦师而抑淮勇”；又怀疑李鸿章关于张宗禹投水自杀的说法，督军四出搜捕。
左宗棠的所作所为，触怒了李鸿章，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李鸿章致函曾国藩，公然以所谓奸臣曹操影射左宗棠，说“此次张捻之灭，天时地利人和实兼有之，祗一左公龁到底。……阿瞒本色，于此毕露，不知胡文忠（胡林翼）当日何以如许推重也。”
总之，一场不怎么痛快的剿捻战斗，让左宗棠与李鸿章的关系搞得十分恶劣。
所幸这只是私人恩怨，吴可虽说是左宗棠的亲密盟友，在精神上支持老左与李鸿章的口水仗，但他并没有亲自出面吸引火力，这就给吴可寻求李鸿章的帮助提供了方便。
……
“两广总督吴可？”
李鸿章疑惑的接过心腹幕僚手中信封，若有所思的自言自语一番。
“嘿，这家伙倒是好胆色，竟然想跟法国人放对！”
看完信纸上的内容李鸿章脸色猛然一变，拍案而起摇头惊叹道。
此时的李鸿章剿捻成功后，正奉命率部杀入贵州平息当地苗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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