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天坛，依旧是习以为常的鼓噪声，几帮人举标喊着，不知道又在闹什么，小孩就在人群后面嘻嘻哈哈放着风筝。
两个中年人在广场漫步闲谈，黑衣警差朝他们懒懒瞄了一眼就再没理会，他们关注的是在天坛卖吃喝的小贩，以及暗带兵刃的潜在匪徒。这两人衣着光鲜，举手投足都是人上人的味道，不是官员，就是两院的院事。
咿咿呀呀的二胡声响起，钹铹咣咣，还伴着小鼓点，竟是一个梆黄戏班子【1】进了天坛，曲头还没亮完，就被警笛压了下来，这里可不是唱戏的地方。
那两人熟视无睹，边走边聊着。
“国院的票价真是高啊，花了六万两才把王爷你送进来。”
“这只是东院的价，西院掌着工商国事，特别是税法，票价更高，我听说广东本地，西国院一张票就要三千两。”
“西院选人少嘛，一省工商联会里的选人不过几千到万把人，选额也少，票价当然贵了。”
“东院一省才五人，但凡秀才以上都是选人，一省选人数十万，票价虽低，要揽得足够的票数，开销可不比西院低。”
这两人是刚得选东院国院事的朱一贵，以及凤山知县杜君英。他们二人说到的“买票”和票价，正是院事推选渐入人心后，国中兴起的一桩新买卖。
眼下英华从乡到府都是单院制，省和国是两院。省和国不仅名分高，握着的赋税和法案审定、谏言和弹劾大权更具影响力，因此省国两院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但凡是公司股东，所占本金超出某个标准【2】的，都是西院选人，而但凡小学毕业的秀才【3】，都是东院选人。
西国院院事少，全国定额四十五人，东国院院事多，全国定额一百八十二人。任期都是四年，两年改选一半。
早期推选还很简陋，西院的豪商东主们被赶下台，要入西院，就不能在上市公司任职，也不能握有股票，因此入西院的都是豪商东主们的子侄宗亲。相互之间和气协商，定出名单，推选只是走个过程。
而东院还多是有才而不愿出仕的文人，他们名声响亮，而早期的东院选人又以读书人为主，都是推举而非推选。
但时势精进，民智渐开，民识猛增，而朝廷为容天下人发声，也让两院之权渐渐长了起来，这种和谐气氛很快就消散，十来年下来，推选变成了选战。越来越多的人，不管是想出名的，还是想代言得利的，都朝两院里挤。之前的和气推举，变成了暗箱投票，再不顾人情。选人们也渐渐发现，自己的推选资格是一桩资源，可以待价而沽。
于是“选商”就因应而生，他们向下联络选人，向上联络争选院事之人，买进卖出，也就有了票价。英华后世谈到这个时期，都称呼为“黄牛党政治”，说的就是黄牛党决定了两院人选。
买卖选票本是《院事推选法》禁止事项，汪瞎子和陈元龙等墨儒之人也一直在声讨这桩弊政。可无碍黄牛党巧立名目，私下来往。加之此时大多数选人都不觉得院事有多重要，选票能换到银子更实惠，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刚需”明显，朝廷也难以按下这股势头。
认真说，朝廷也没多大心思去按，皇帝都说了，就算用力去按，还会有人跳出来说推选过程有问题，不如等到大家把这票当真，不舍得卖出去，或者选人越来越多，票商运作不起的时候再来治理不迟。
因此除了名望本高，有大批拥趸之人不必理会票价外，其他人想要入选院事，就得掏银子。
杜君英道：“省东院都得了省府税核权，大家都盯住了省院，省票比国票还贵。靠着福建的名声，王爷保福建省院事，争院首都不是没可能嘛，何必要冲国院？省院的院首，连巡抚都要客客气气，更能帮着咱们凤山嘉义两县子弟争福利，好处都摆在眼前，国院嘛……”
他摇头叹道：“国院一百多号院事，分派林立，不争出名号来，位置都难保住啊。上任院首陈元龙可是江南名儒，任过满清广西巡抚，本朝的弘文馆大学士，段国师的密友，领着东院在皇帝和西院那争下了不少权，还推着朝廷办过不少大事。可今年改选，竟然连院事都丢了。”
朱一贵笑道：“时节不同了，新一拨选人大多都是读着百家书，拨着算盘，走着军步，会操弄刀剑火器的年轻人，眼界大得多了，而非四书五经出来的书呆子。陈元龙去年反对族田分户，还扯着东院，要复官绅免税，天下人都怕了他，谁还敢选他入国院？大势已经变了，汪瞎子那种人，振臂一呼就入了东院，他买过一张票？”
杜君英拉长腔调一叹：“是啊，就因如此，票商还分出了各色党类，不同党类票价还各有不同，王爷你是偏党冷党，票价才这么贵哦。”
票党又是英华政治一桩特点，新一批选人开始重视手里的票，即便是要卖，也希望能卖给合自己心意的那一类候选人，而不是画好押签好名后，把空白票直接丢给票商，同时朝廷也受墨儒压力，开始管控票选过程，要求现场投票，人票合一。
票商应需而变，以候选的出身、地域和“文化程度”，以及是否有过官身等条件，分出若干价码。越是有名望的人，价码越低，要买动选人投陌生人的票，像朱一贵窝在台湾这种偏僻之处，大名很少出现在舆论中，曾经还自封过王爷的人，价码自然很高。幸亏朱一贵还有过知县官身，否则别想跻身国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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