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十三年二十四日，丰国公戚金病逝广州定远侯府，终年七十七岁。
他这一生随其叔父戚继光、戚继美血战歼倭，勋垂闽浙，壮猷御虏，望着幽燕，哪怕之后戚继光和戚继美遭遇猜忌，他依旧屡建战功，入朝抗倭，带兵戚家军先诸将而登汉城。
萨尔浒之败后，他变卖家产，自告奋勇奔赴战场，在天启元年的动荡局势下，为大明抗住了后金的攻势，让朱由检有了发动复辽之役的机会。
可以说，如果没有他，朱由检想要覆灭后金还需要推迟几年。
是他和秦邦屏等人守住了辽东，大明才有了中兴的时间。
因此，当他病逝的消息传到北直隶时，朱由校下旨以亲王之礼将其厚葬，并追赠其为丰州王，谥号武襄。
只是，对于戚金生前最后一个请求，朱由校无动于衷。
蓟州兵变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大明朝史上，除土木堡之变外，从皇帝到百官乃至士卒都最不愿意提起的案件。
为了掩盖这件事情的责任人，文臣们最后只能把事件的原委怪到了皇帝与所谓的南北军兵“矛盾”的“历史积怨”上去。
说的清楚些，蓟州兵变这件事情，直接镇压的是蓟州总兵王保，支持者是兵部尚书石星。
所谓戚家军，实际到了朝鲜之役前后，已经统称为了南兵，而支持启用南兵的，则是兵部右侍郎的宋应昌。
对于蓟州兵变的过程，在万历年间当时对此事的记载，依然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代表着明朝中央朝廷对蓟州兵变看法的《明神宗实录》，不乏批评总兵王保“欲张大其事冀以邀赏”，甚至将这起事件描述为“虽长平新安之杀降坑卒未为过之”。
在内阁和万历皇帝本人看来，蓟州兵变就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屠杀，而作为事件的另一个视角，时任蓟辽总督孙矿和参与镇压的兵备方应选看来，这件事情似乎处理的于情于理。
在二人的着作记载中，他们也试图和南兵谈判，但由于南兵坚持讨要军饷而不欢而散。
之后便是熟悉的王保诈骗南兵，随后下令屠戮南兵。
在斩杀手无兵器的南兵数百人后，王保遣散了其余南兵，南兵只拿到了当年朝廷答应给他们军饷中的一半。
这件事情，蓟镇官员的记载和朝廷中央的实录记载产生了很大分歧。
结合当时大明朝的政治态势来看，之所以产生这么大分歧的主要原因，很有可能是当时蓟辽总督孙矿和兵部尚书石星之间，围绕朝廷是否对日本议和封贡所造成的。
简单一句话，对明朝的官员来说，事情的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党争。
时任兵部尚书的石星，出于对明朝本身的利益考量，和基于自身对在朝鲜的日军势力、朝鲜情况的认知，原本在出兵援朝时态度积极的石星，此时一反过去，转而反对继续在朝鲜和日本作战。
石星认为与其在朝鲜继续消耗明朝的国力，不如在对双方关系问题上，明朝退让一步，以封贡议和换取日本不再侵犯朝鲜的承诺。
但是比起石星，朝廷上的其它大臣却主张坚决抗倭，因此双方闹得不欢而散。
所以，当石星在收到了南兵闹饷的消息后，他并没有立即处理奏疏，而是用拖延的态度来处理。
这么一来、南兵的事情就被一点点的托大，直到王保诈骗南兵，随后带兵镇压。
从前因后果来说，这件事情是朝廷的不对，但在这个时代，朝廷不可能有不对的地方，因此南兵即便被欠饷，也不能闹饷。
只要他们闹饷了，那就是兵变，就可以镇压。
镇压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杀鸡儆猴，让启用南兵，并且支持主战的官员吃瘪。
说白了，南兵是党争的牺牲品，而不是南北兵之见的牺牲品。
总之，这件事情涉及到几十年前的党争，几十年前的事情太过遥远，牵扯太深，就算要查，也查不出什么东西来。
因为话说回来，这案子中的主谋石星早就在万历二十五年被万历皇帝下狱，两年后病逝狱中。
这件事情中主要镇压南兵的总兵王保，也已经在蓟州兵变后病逝。
至于其它参与镇压的兵马和将领，实际上他们也是南兵，只不过血统没有被镇压的这一支纯粹罢了。
这样的一笔糊涂账，想要拉扯清楚可就太难了。
更别提这件事情发生过后，万历皇帝本人也是半默许的态度。
戚金应该知道这些，他之所以让朱由校彻查，说白了还是想要为蓟州兵变的南兵平反。
但这件事情牵扯太深，朱由校要为南兵平反，那就是打了万历皇帝的脸面。
况且闹饷这种事情，如果不杀一儆百，那日后有人刻意效仿，那皇帝还能不能好好治理大明朝？
因此，在面对戚金的请求，朱由校选择了默不作声。
只是，他的默不作声，让南军都督府的戚氏子弟心中不满。
好在朱由校在察觉过后，还是亡羊补牢的下了一道圣旨，那就是追封当年蓟州兵变被杀那一百五十六名士卒为正六品昭信校尉，然后追封当初被解散南兵的子孙为从六品忠显校尉，以此平息了戚氏子弟的不满。
这整个过程中，朱由检没有帮一点忙，哪怕他知道只要自己开口，戚氏子弟就会瞬间老实，但他却并没有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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