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需要有目标，国家同样如此，像满清就是没有目标，或者说目标就只是保持满人的统治。
那么这个国家从诞生之初，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维持他满族的统治，所以限制火器，大兴文字狱，不思进取，只求能保持统治，自然就会使得整个文明停滞甚至落后。
王彦认为国家是需要目标的，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只是追求天下太平，这么空洞的东西，必须要有明确的目标。
比如说富国强兵，有了这个目标之后，朝廷在行政上，就能围绕这个目标迅速运转，开商路鼓励商业，训练新军，制造新的器械，王朝会表现出巨大的活力。
以前的王朝，大多是出了问题，再去想解决之策，很少主动去设定一个目标，只求眼下太平。
一个王朝，有目标时与没有目标时，是大不一样的。秦说要变法图强，六世而横扫六合。
变法和改变，应该是时刻进行的，因为整个社会的活动是运动的，不去紧跟它的步子，一旦停止改变，安于现状，那么时间一久，等问题严重了，再变怕就来不及了。
王彦在《资政新篇》中，对内阁的一些改变，主要的宗旨就是让内阁有一个又一个的目标，保持活力。
明朝的每个阁臣一般都是领一部的堂官，如户部尚书在入阁前，在议事堂做预案时，就必须声明他入阁之后，朝廷的赋税一年要增加多少，或者开垦多少土地，人口增长多少，都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数值上来。
如果不能完成，官员考核时，那该贬官就贬官，该放到地方就放到地方。
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内阁大学士行政的积极性，加强了官员间的竞争，并且被赶到地方做官之后的官员，再以政绩回到中央时，因为了解民情和有治理一方的经验，行政能力定然更强，这样内阁里就能保证始终都有能臣存在。
以前大学士只要未犯错，国内也很稳定，就可以一直待在内阁，但是现在只要政绩比之前任没有进步，那就可能被拿下来。
大明那么多官员，内阁学士就七位，好多官员也想做上相位。
这就活跃了官场的气氛，纠正了风气。官员们只要政绩显著，就能封侯拜相，他们就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政绩的竞争上，也能防制东林这样光说不干的集团重新出来。
如果内阁大学士，一屁股坐十年，下面的人爬不上来，恐怕会有很大的怨气，要么对上升不抱希望，对行政懈怠，要么就郁郁不得志，对朝廷怀有怨言。
这样一来，即便是同一党内，竞争也会激烈起来，毕竟大学生大家都想做。
政绩和完成度，也将成为地方官考核的标准，一个县如果人口没有增长，耕地面积减少，蒙学童生数目减少，县官也要往下面降职。
这样做，就是逼着官员必须要有目标，使得他们不能懈怠。
官员对此自然不喜，但王彦刚收复神京，进位监国，基本没有人敢这时反对。
除了内阁和官场上的改变之外，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放在了编户齐民上。
随着原来明朝社会结构的解体，大量百姓涌入城市，王彦觉得因该重新普查人口，并且在与王夫之所提的归义和汉籍制度的基础上，对于汉籍进一步细分，按着功名、资产或者缴纳赋税，将汉籍之民分为上户，中户，下户，或者更多等级，然后根据等级来收取税收，安排劳役和享有一些权益。
整个《资政新篇》为绕这两个大方面，规定了许多新的政策。
如开篇第一条，皇帝将国事委任监国，此后一切政令都由朝廷来发布。
这是整个改革的基础，他防止了皇帝因为个人喜好，升降提拔官员，也废除了皇帝不经过司法，就拿办官员的权力，如此朝廷的命令，就是唯一的命令，改革才有权威。
这本身就是对内阁有利，一代人之后，这就能成为明朝朝野的共识。
第二条，议事堂下派官员，到地方巡视，上户籍的汉民，有资格可以向议事堂官员提出各种建议和问题，而议事堂官员有责任将问题反映到朝廷，对朝廷的行政提出质疑。
这里上户籍也并非固定，朝廷一年或者三年一统计，破产的降级，下户籍也可以升到上户籍。
户籍上分户别，除了减轻平民承担的赋税之外，也可以调高商贾的地位，鼓励商业。
商人纳税多，就能评为上户，与有功名的士人，还有乡绅地主一起挤身上户，提高了社会地位。
第三条，对大明律法进行修改和补充，完善明朝的法律。
第四条，鼓励各省，加宽官道，开采矿山，冶炼金属，鼓励商业，朝廷恢复驿站，用于传递政令，准许民间通过驿站传递书信和运输货物，鼓励商人出海贸易。
第五条，各省开办学馆，各县须有官办蒙学。南京国子监、各省学需要教授杂学。科举上不限于八股、乡会试及生童考试，当有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等试题。
第六条，开发辽东，迁民填辽，以及边疆地区，稳定版图。
第七条，训练陆师、水师，建造战船，保持商路通畅。
第八条，恢复宋制礼节。
第九条，鼓励发明，奖赏保荐格致人才·····
《资政新篇》只是王彦颁发的大致的施政纲要，是他给大明朝定下的诸多目标，其中许多条款还需要议事堂磋商，但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的第一把火算是点燃了，并且立刻就引起了朝野的震动和激烈的讨论，其中最为激烈的就是户籍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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