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个人再次体验已收入记忆中的感觉一样，盖伊坐在整齐摆放着他的医学书籍和笔记的工作台前，不时有种微微的安全感和满足感。
上个月，他清洗了所有的书架并重新上漆，清洗了地毯和窗帘，简便厨房也清洗得干干净净，直到瓷器和铝器都闪闪发光为止。全是罪过，在把整锅污水倒入水槽内时，他这么想过。可既然一晚上只能睡上两三个小时，也只有在体能消耗之后，他才明白比在街上闲晃更易使自己累倒的方法就是打扫房间。
他看着床上合拢的报纸，拿起来浏览了所有的版面，报上已不再报道六周前的谋杀案了。他已小心处理了每一条线索——紫色手套已剪碎，丢进马桶里冲掉了，外套（那是件好外套，他曾想过把它送给乞丐，但谁会卑鄙得把杀人凶手的外套送给乞丐呢？）和长裤也都弄成了碎片，当成垃圾一点点处理了。鲁格尔手枪扔到了曼哈顿桥下，鞋丢到了另一座桥下。唯一未处理的是那支小手枪。
他走到大书桌前端详着这支小手枪，他指下小手枪的坚硬触感令他感到安慰，这是他尚未处理掉的唯一线索，也是警方发现他后就能得到的一切线索。他十分明白他为何留下这支手枪：这是他的，是他的一部分，是杀人行动中的第三只手。这是他买下它时十五岁的自己，是他爱上米里亚姆，将它收藏在芝加哥家中，并偶尔在最满足、最私密的时刻看着它时的自己。最优秀的自己，与它机械式的绝对逻辑一致。跟他一样，他心想，这支枪掌握了生杀大权。
如果布鲁诺敢再联络他，他会杀了他。盖伊确信他能杀了他。布鲁诺也会知道这一点的。布鲁诺总是能看透他。现在布鲁诺这边的沉寂比警察那边的沉寂更让他安心。事实上，他丝毫不为警察找到他而焦虑，他从来不因此而焦虑。焦虑总是来自他本身，是他自己对抗自己的战役，其过程痛苦到他想拱手欢迎法律的制裁。和良心的谴责比较起来，社会的法律松散多了。他可以向警方自首，但坦承罪行似乎不是重点，只不过是个动作，甚至是一条轻松的退路，逃避事实罢了。如果法律定他死罪，也只不过是个动作。
“我不是很尊重法律。”他记得两年前曾在梅特卡夫对彼得·里格斯这么说过。他为什么该尊敬宣称他和米里亚姆结为夫妻的法令呢？“我不是很敬重教会。”十五岁时，他曾一知半解地对彼得这么说过，当时他所指的当然是梅特卡夫浸礼教会。十七岁时，他自己发现了上帝。他是经由自己觉醒的天赋，经由一种统一的感知而发现上帝的，这种感知来自各种艺术，而后是自然，最后是科学，这种感知也是世上所有的创造力与指挥力。他深信不信仰上帝他就无法完成他的工作。而杀人时他的信仰又在何方呢？他似乎觉得没有人像他这样经受过或需要经受这么多罪，他觉得自己不可能经受了这么多的罪还活了下来，除非自己的灵魂已死亡，只剩下空空的躯壳。
他笨拙地转过身，面对工作台，一声喘息从他的齿间嘶嘶呼出，他紧张不安地、不耐烦地重重抹了一下嘴巴。然而，他觉得仍有什么事情将要来临，还得被死死抓着，那是某种更严重的处罚，某种更痛苦的领悟。
“我受的苦还不够多吗！”他突然低声爆出这句话。但他为什么低声说话呢？他感到羞耻吗？“我受的苦还不够多吗。”他用正常的声音说出，一边四下看看，仿佛期望有人听见似的。如果不是觉得这话中有某种申辩的成分存在，如果不是他认为自己不值得向任何人为任何事申辩的话，他该大声喊出来的。
比方说，他的新书，他今天才买的漂亮新书——他仍能想到这些书，仍能爱这些书。然而他觉得已把它们遗忘在工作台很久了，像他搁置自己的青春一样。他必须马上出门去工作了，他心想，已经有人委托他设计一间医院了。在雁颈台灯下，他皱着眉头看他那一小堆的笔记。不知怎么的，他受人委托一事似乎不是真的，不久他将醒来，发现这几周以来全是一个充满奇幻的愿望的梦。一间医院。医院不是比囚牢更适合吗？他一脸困惑地皱起眉头，知道他的脑子在狂野地漫游，想到两周前他开始设计医院内部时，他一次也没有想过死亡之事，对健康和治愈的积极诉求占据了他整个大脑。他猛然想起，他尚未跟安妮提起医院的事，这正是它似乎不真实的原因了。她才是他的现实眼镜，他的工作不是。但话又说回来，他为什么还不告诉她呢？
他必须马上出门去工作了，但此刻他又感到了双腿涌现出的狂热精力。这股精力每晚都会涌现，驱使他出门，走上街头，徒劳无益地消耗。这股精力令他吃惊，因为他无法找到能消耗这股精力的事情，因为有时他觉得只有自杀才能消耗这股精力。然而他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却又十分违背他的本意，他其实仍眷恋着生命。他感觉自杀是一个懦夫的避世，也是对那些爱他之人的一种残酷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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