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如晦是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很有建树和能耐的国士，在军国大事上他的谋略或许没有房玄龄那么犀利，但是若要论决断，从房玄龄的种种建议当中选择出适合大唐的决策，所以苏宁就会将一些想法说出来，告诉杜如晦，听听他的看法，对于这些事关重大的决策都有很大的好处。
杜如晦既然对设立一支常备军队很有好感的话，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十有八九是可以实行的，大唐国内总归是有这样的人的，入军校无望，也不喜欢读书，那么没有别的出路之下，就加入这支军队，成为一名职业军人，终身为大唐作战，五十岁退役，之后的日子会有大唐政府全面负责，只要你活下来，五十岁以后的生活政府承担。
这支军队，就是以后征战西域收拾吐蕃人的主力，不论是在西域还是在吐蕃，都无法在短期内解决战斗，所以长期驻军就很有必要，中国古代军队最大的缺失就在于难以扩大胜利果实，往往出兵外族取得一场胜利之后就收兵回国，胜利果实无法被保障，过一段时间他们的实力又恢复过来了，接着骚扰中原，中原帝国耗不起。
汉武帝是怎么对付匈奴的？大范围持续性的打击，以消耗掉文景之治留下的一半的人口作为代价，彻底解决了匈奴之患，最后一战之前朝中的反对势力空前庞大，都认为没有必要再继续打下去了，汉武帝孤注一掷，力排众议，集合十万铁骑和五十万步军民夫发动了汉匈之间的最后决战漠北决战，终于彻底击败匈奴，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当时的生产力和交通环境之下，注定了农耕民族在和游牧民族的交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游牧民族只要有马有羊有水草就能生活，飘忽不定，农耕民族却是定居在某一地点不会离开，而且所谓以战养战的策略被认为是有损天朝上国威仪，战后条约从来没有被重视过，所以农耕民族发动一场战争的损耗是惊人的。
汉武大帝之所以会遭到几乎满朝文武的反对就是因为最后的决战一旦发动，那么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事实上世界上的历史研究者也为中国汉王朝的那一场漠北决战感到震惊，一个农耕民族可以对一个游牧民族发动那样长时间持续不断的连续打击，几乎是不可能的，世界范围内只此一例。
虽然汉王朝为此付出了一半人口的代价，文景之治留下的充沛国力被消耗一空，汉武帝下了轮台罪己诏，开始休养生息，但是结果却是匈奴再也没有力量和汉王朝交战，压在汉王朝身上几十年的匈奴被彻底干翻，再也翻不起大的风浪，至于几百年后威震欧洲的阿提拉所代表的匈人帝国，已经不是汉代时期单纯的匈奴人了。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绝响，甚至大唐帝国也没有对一个外族进行过如此猛烈的打击，事实上除了突厥以外，唐王朝并没有那样危及到国家安全的强悍对手，只有大汉帝国和汉武大帝能够有这样的实力与魄力，合奏一曲世界历史上的绝响。
这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自古以来故土难离的习俗和国家军队制度上的缺失，以及作战指导思想上的不足，但是如果可以解决掉后面两者，第一个要素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忽略的，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要家乡何用？说难听点，项羽的话其实非常现实，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但是如果乡中没有亲人与旧友，回去又如何？
大唐在今后若要长时期的控制西域和藏地，那么府兵制度就完全无法供应足够的军队，当地没有足够的汉民，没有汉家人口，府兵制度下哪里有兵可以用，当地的外族还不能进入大唐军队当兵，所以只有从内地征调，内地的士兵都是府兵，他们也有农活需要干，也要承担家庭任务，一下就离开好几年，府兵一定不满意。
常备军就很有必要了，常备军一旦设立，对付西域和吐蕃就不需要那么困难，大唐也不会出现恒罗斯之战战败以后就无力继续向中亚发展的事情，有一支职业军队在手，无论多远，都可以派出去征战，虽然消耗很大，但是若是大唐的财政充裕，李二陛下看中了这个制度的优点之后，府兵制度是否还可以继续发展下去，就有待商榷了。
谈判团只有一百人，除了杜如晦和苏宁以外，还有十个纵横司的主要官员陪同，剩下的除了卫兵就是纵横司新近学员，很有前途和能力，就带到外面去见识一下，学以致用一下，纵横司不是学习儒家经典的地方，纵横司是学习如何唇枪舌剑为大唐争取最大利益的地方。
从这些地方出来的学员，都是大唐政府相当倚重的谈判高手，每一场战争以后都会有他们的存在和战败的部族国家签订不平等跳跃，废掉他们东山再起的能力，这一点从西突厥兵变事件以后就得到了大唐朝野的广泛认同，后来的屡次谈判都是纵横司在杜如晦的率领下独自完成，任务完成的相当完美，纵横司的名望越来越高。
而在政法大学建立以后，原来属于纵横司内部的纵横学院也被纳入了政法大学，面对全社会招生，当然，最隐秘的血滴子的招募和培训还是只能够放在纵横司内部执行，纵横司已经走上正轨，全大唐也默认了纵横学派的崛起和复兴，而杜如晦已经成为纵横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比起复兴始祖苏宁还要有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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