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徐泽统帅大军回到诸城时，京东东路的动荡已经彻底平息。
除了极少数自持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官绅找到社首，状告长史宗泽擅权致治下民乱、李逵擅杀灭多家大户满门外，其余人都明智的选择了闭口不言。
这些告状者并非都是恶意的“反面派”，因个人的身份不同，其目的也各异。
或是因为利益相关，不得不跳出来，不能不跳出来，不敢不跳出来；
或是为了邀名逐利，以引起徐泽的注意，好在欣欣向荣的同舟社中博取一个好位置；
或是持身以正，忧国忧民，真的为了同舟社的长治久安建言。
对所有状告，徐都选择了“留中不发”。
同舟社尚未建国，徐泽也不是皇帝，但在同舟社管辖范围内，他已经是一言九鼎般的存在，任何动作都会被很多人深入解读。
“留中不发”并不是对此事不管不顾，其本身就代表社首清晰的态度，懂的人自然懂。
经历此次大乱之后，京东社会氛围也没有平乱之前那么“和谐”了。
一些底层百姓变得更激进，而没有参与叛乱的大部分豪族大户则变得更谨慎。
这一点很正常，徐泽也早有预料。
潜藏在平静表面下的，是更深的暗流，何时才会再爆发，或是在潜藏中被消灭，就看他的手段了。
详细了解各地叛乱始末，并处理完这段时日积压的政务后，徐泽就离开了诸城。
到各地检查随大军北上的杭州百姓生活状况，顺便考察各地的共建会建设和税改落实情况，同行的演出队也带来了新排练的节目。
社首仿佛根本不在意大户叛乱和平乱之事，自始至终都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没有意见本身就是意见。
检查的途中，徐泽陆续颁布了三条“社首令”：
其一，“处罚令”。
京东东路规模庞大的抗税叛乱，也有不少官吏牵涉其中。
有些与大户利益相连，或是大户家族子弟，而受到叛乱的大户牵连；
有些则是看不清形势，两头押宝，为大户通风报信，奔走呼号；
有些“心怀忠义”，不忘旧主，身在徐营心在赵……
不教而诛是为虐，徐泽虽是逆取天下的造反者，却一直很讲“规矩”。
打天下的关键时刻，徐泽不惜利用战略欺骗也要争取时间，举办官吏轮训、组织巡视巡察，改革考绩目标等等，以整顿吏治，取得的效果也是巨大的。
这种情况下，还有人看不清形势，逆潮流而动，就怨不得他人了。
所有牵涉叛乱的官吏，无论文武，皆由法曹和监曹依据相关法度处罚。
同舟社的根基不在士大夫，也没有“不杀士大夫”的“好传统”。
不想妄丢前程和性命，就要积极适应同舟社新的生存法则，活在新世界，还想延续老传统，谈都别谈！
其二，“减税令”。
在赵宋高额的税收基础上，同舟社治下所有田税削减三成，以后还要逐步论证削减相应的钱、役、献、捐等不合理税种。
此令惠及包含官田佃户到大地主在内的所有阶层，以占据道义制高点，为的还是进一步强力推进梯级税制。
减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藏富于民”，历史上所有执行藏富于民政策的朝代，最终富了的都是极少数人。
而财富过度集中，官府通过税收得到的财富越来越少，没办法实现社会资源的再分配，王朝便会逐渐走向死亡。
“减税”的最终目的恰恰是通过减掉不合理的朝廷实际也收不到手的苛捐杂税，为中下层百姓增收，扩大内部消费市场，增加工作岗位和税种，增强社会经济活力创造条件，从而做大经济总量，以创造更多的税基点。
而对各行业龙头和掌握社会财富的上层，则要通过梯级税制收取更多赋税，并限制其发展。
以此，双管齐下，不断增加政府总收入。
只有掌控更多资源的政府，才能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社会再分配中，从而达到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目的。
财富只会追逐更多的财富，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
指望藏富于民富起来的富豪们“自觉投身公益事业”，或许某些个体可能做得到，但就整个富豪阶层来说，绝不可能。
税收和再分配是延续王朝命脉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绝不能假借他人之手。
其三，“重商令”。
相对于农税“一刀切”的总体减三成，工商层面的税种和税率调整就要复杂得多，但总体上也降了大约一成半。
追求更多社会财富，向往更加美好的生活，是深藏在人性中的本能。
旧体制下，百姓有钱后，除了购买土地扩大生产外，基本没有更好更稳定的盈利兴家手段了。
社会各阶层有了钱就置地，地多了更有钱，有钱再买地，以此循环，成了死结。
打破这种死循环，不能野蛮的杀杀杀，更不能只限制不引流。
不然的话，掌握大量闲置资金的豪族大户出于种种顾虑，也会不断挖地窖藏钱。
哪怕同舟社有银行，还给利息，但你总不能强制别人都存钱吧？
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会急剧衰退，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
重视工商，引导社会财富投向多元化，当然不能只体现在在减税这种低层次上。
相应的政策配套，管理和服务机构建设，以及扩大工商者正当的社会权益（比如逐步废除对工商阶层在衣食住行等礼制上的歧视性政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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